尊敬的審判長

　　尊敬的二位審判員：

　　震驚寧波市500余萬市民的謝建邦受賄一案，前天起在這里開庭公審。受謝建邦的委托和寧波市導和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我們擔任謝建邦的辯護人，履行法律賦予辯護人的職責。

　　在開始我們的辯護之前，請法庭允許我簡要地說幾句題外的話語：

　　首先，辯護人對本次庭審完全采用抗辯式表示極大的欣賞和由衷的感謝。三天來，法庭讓被告人充分陳述了他的意見，為辯護人提供了良好的辯護條件。

　　其次，辯護人清醒地看到，當前，腐敗現象在干部隊伍中已呈上升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影響了我國改革、建設。發展的進程。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律師，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是一致的，同廣大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對一些破壞黨的威信的腐敗現象，同樣深惡痛絕。但是，我們既然是律師，在國家憲法已確立依法治國的今天，就不能以感情代替法律，也不受律師職責以糾因素的影響。我們只能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 再則，由于謝建邦案發前系寧波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正廳級干部。案情的特殊性，使我們深深地感到為其辯護的責任之重大，工作之艱難。這一點，在開庭前，我們已深有感觸。然而，我們也欣慰地看到我國《律師法》明確規定：律師依法執業受法律保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據此，我們將本著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無畏無懼地發表我們的辯護意見。使法庭可以兼聽則明，最終求得對本案的公正判決。

　　下面，我們向法庭發表我們的辯護意見。

　　本案公訴人以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檢察院浙湖檢刑訴字（1999）第10號起訴書指控謝建邦的行為構成受賄罪，且情節特別嚴重又認罪態度差。

　　對此，我們表示不能茍同。

　　一、關于本案的證據

　　在本案中，公訴人作為主要證據提供給法庭以證明謝建邦收取了他人賄賂的證據共有十份；其中三份為謝建邦本人的供述，請法庭注意：我這里所說的是“供述”而不是“供述與辯解”。按理，被告人的辯解，應當作為主要證據提供給法庭。但遺憾的是，直到開庭前，辯護人卻始終沒有看到。也許公訴人會說謝建邦沒有辯解，所以無從提供。可問題是，如果謝建邦沒有辯解，又何來起訴書所指控的“認罪態度差”呢？

　　可見，辯解還是有的。但既然有，又為什么不提供呢？惟一的解釋只能是提防我們辯護人看見，順著謝建邦辯解的內容和方向去調查核實。這怎么能使庭審公正呢？尤其是在實行抗辯式庭審方式的今天。辯護人還提請法庭注意的是，指控謝建邦主要犯罪部分的供述（即謝建邦與吳彪的經濟往來那一份），其時間是1998 年的8月8日。法庭調查證實，本案立案的時間是1998年8月25日。也就是說，在立案前17天，在謝建邦還在紀委接受審查時，控方就對謝建邦進行了詢問。這樣的證據在程序上的合法性是令人置疑的，尤其是作為主要證據。對此，請法庭能予以充分的重視與考慮。因為，這一違規取證的現象，類同的出現在作為主要證據的吳彪與余金娣的證詞中。特別是吳彪的證詞，時間為1998年的8 月20日，距謝案立案前五天。從內容上看，前面還有幾份，而且內容不一。請問，這樣的證據合法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至于余金娣的證詞，辯護人已提供了由余金妹親筆書寫的其在作證時的情況說明。在余金梯被逮捕未能出庭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余金娣的親筆書寫，足以抗衡公訴人提供的余金娣的所謂證詞。如果法庭認為余的親筆書寫是復印件，則可以向其子女調取原件。

　　辯護人要指出的另一點是，控方違規取證還出現在以下方面：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的人員就一同參加。到了審判階段，偵查人員和起訴人員又聯合違規提審。如此置證據的法律性于不顧的作法，怎能保證證據的客觀性和公正性？怎么能成為定案的依據？

　　也許控方已意識到了自己取證行為的違規性，為了證明其提供的證據是可信的、合法的，當庭播放了謝建邦、吳彪、余金娣的審訊錄像。可恰恰是播放的錄像，進一步證實了控方取證的違法性：一沒有被錄像（本人）對錄像內容的承認陳述，謝建邦也當庭稱他根本不知道在錄像；二不能提供錄像制作過程的文字說明。根據最高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三條規定這些錄像資料不能作為證據。

　　更令辯護人無法接受的是，在辯護人三次請公訴人提供錄像制作的文字說明，公訴人當庭回答無法提供，法庭記錄在案的情況下，第二天播放余金娣的錄像時，公訴人戲劇般地提供了一份既極不正規的，又明顯補寫的所謂文字說明。這種褻讀法庭、欲蓋彌彰的行為，辯護人實難相信是公訴人所為。

　　程序的違法，將導致尸體的錯誤。違規取得的證據，其客觀真實性是令人置疑的。

　　在本案中，且不說謝建邦當庭翻供并對其早先的述供作了解釋。吳彪的錢是從哪里來的？公訴人未能舉證。

　　謝建邦收的錢去何處，公訴人亦不能舉證。

　　吳彪說，一部分錢是向公司財務呂賀琴處借的。可呂賀琴的證言未經出示與質證，也沒有相應的財務帳單。

　　吳彪說，一部分錢是從保險箱里拿的。可小金庫的相關證據卻不見蹤影。

　　吳彪說，美金與港幣是從郁國祥那里拿的。可郁國祥證明在1995年根本未給過吳彪錢。

　　郁國祥在1996年的秋天，確實給過吳彪1萬美金和10萬港幣。可在原寧波市人民銀行行長孫茂本的受賄案中，吳彪講這些錢給了孫茂本。同一筆錢，在孫案中，是孫的贓款。在本案中，怎么又成了謝的贓款？

　　至于10萬港幣，就算吳彪沒給孫茂本一分，可到了謝建邦手里怎么變成了11萬呢？

　　薛維海在9月份已不是謝的秘書了。吳彪還說在1993年的11月份與謝的秘書薛維海聯系。

　　謝建邦自己不拿手機，吳楞說與謝的手機聯系好。

　　這樣的證詞怎么令人相信？怎么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辯護人還提請法庭能充分考慮這樣一個事實，謝建邦對化解寧波金融風險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在開發區審計局對金鷹集團進行審計后，堅持寧波市審計局再次審計及延伸審計。這些，已在辯護人提供的寧波市政府辦公廳的文件與會議記錄中得到證實。辯護人還想告知法庭一個事實；在金鷹集團出現問題時，是謝建邦及時布置了寧波市公安局對吳彪進行控制，并收繳了吳彪的護照。如果不是這樣，也許吳彪今日已逍遙在國外。對這一事實，本辯護人調查了寧波市公安局長鄭杰民。鄭局長因公務忙，他在電話中告訴辯護人：有關此事，已向中紀委調查組人員匯報過了，中紀委有記錄在案。對這一事實，在秘書陳興土的證詞中，也和以得到旁證。據此，我們不妨反過來思考一下，如果謝建邦真的收了吳彪那么多的錢．他不是巴不得吳彪早日出走嗎？一恨一怒，一真一偽之下，對吳彪證詞的真偽，相信法庭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

　　我們再來看其他的幾份主要證據。在法庭調查中，謝建邦本人已對該幾份主要證據闡述了他的意見，我不再重復。我要說的是，在辯護人對上述證人的走訪調查中，遇到一個普遍的現象：噤若寒蟬，欲說還休。其中有一位明確地講，我若說了不同的話，你律師是否能保證我不以偽證罪被捕？由此，我不得不提到謝建邦妻子余金娣被捕的事情。余金娣被捕，看似與本案無關，實質是本案的要害。它導致其他證人即使說錯了話或者記憶上出了些混亂，也只能將錯就錯。否則，就有余金娣的榜樣在先。辯護人十二萬分的不理解，控方憑什么在法庭來對謝建邦定罪的情況下，就對其妻子余金娣以偽證罪逮捕呢？一個證據是否偽證，最終要由法院來認定，檢察院作為控方，在自己所經辦的案子未開庭前，對案中的證人以偽證罪予以逮捕，法律依據是什么？如果這樣合法的話，還要法院干什么？

　　此外，關于韓岳良的證詞。公訴人置韓與謝是往來十分親近的親戚，謝早在1989年就借錢給韓岳良，以后韓又向謝集資73000元的事實于不顧，列出提綱，叫韓按提綱書寫，違反了全面。客觀、公正地收集證據的規定，不得不使辯護人對這些證據的證明力產生懷疑。

　　據此，辯護人鄭重向法庭請求，在審查韓岳良、王維和、葉錫宏、程少良、高勤、姚云龍等幾份主要證據時，望能認真考慮我們以上的意見。

　　最后，關于證據的關聯性。

　　三天來，在公訴人出示的所有證據中，除了吳彪的證詞（遺憾的是其還沒有到庭），其他的證據都不能直接證明謝建邦收受了吳彪的賄賂。而間接證據在所謂贓款的來源、去向、旁證等方面又沒有形成環鏈。盡管公訴人出示了很多的調查材料，但是這些材料既與證明被告人有罪無必然聯系，又表明：1．吳彪行賄款來源不明，與事實有嚴重矛盾。2．謝建邦用合法有效的投資方式使自己的財產增值。3．謝建邦確實在化解寧波金融風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在查清責任、控制吳彪等問題上態度堅決明確。對此，請法庭能充分地、認真地予以考慮并望采納。

　　二、從刑法對受賄罪的規定分析本案

　　眾所周知，受賄罪的構成，需要有兩大要件。一是利用職務之便，二是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利益。

　　在本案中，“索取”無從談起，只是“非法收受”。那么為他人謀利就成為本案不可或缺的要件。現在，我假定公訴人指控的所有證據都是合法的、客觀的。真實的，在這個假定的基礎上，來分析一下謝建邦為他人謀利益的情況。

　　首先，關于吳彪的金鷹集團。

　　起訴書指控謝建邦利用職務之便，為寧波發展信托投資公司的機構設立報告簽批；多次召開協調會，將建行信托公司轉讓給寧波金鷹集團等單位。

　　辯護人提請法庭注意的是：這不是謝建邦利用職務之便，而是他的本職工作。對此，我們已向法庭提供了寧波市政府辦公廳的有關文件及會議記錄。這些材料客觀反映了謝建邦在金鷹問題上的態度。發展信托的設立，是市府的行為，而不是吳彪要求。后來處理金鷹的問題，就象會議記錄上所說的那樣，是“新官理舊事”，是奉命受示而為。退一步講，如果謝建邦在發展信托設立的具體工作上，是為他人謀取利益，那么我們怎么看謝建邦以后的具體工作呢？總不至于把對金鷹進行再次審計，把吳彪控制起來也認為是為吳彪謀取利益吧？請求法庭能予以重視。

　　其次，關于葉錫宏、王維和、高勤。

　　起訴書對謝建邦為該三人謀利的方式方法均以“為求得和感謝對其職務提拔，法人授權，工作支持”來表述。但辯護人至今未看到謝建邦為該三人在個人利益上有謀取利益的有力證據。倒是從三位證人的證言中可以看出，在這三人的職務提拔上，謝建邦并無決定權。須知謝建邦在寧波僅僅是第六把手，而非第一把手。而在事實上，葉錫宏反到在送錢后的第二年丟了公司總裁的位置。在法人授權上，原來陳哲良擔任主任時，聯合公司總裁一個人就可以對外簽署擔保，可到了謝建邦當主任，需兩個總裁簽署方可對外擔保。難道有如此的為他人謀利嗎？至于工作上支持、股票上市等，誠如我在前面所言，謝建邦是分管領導，這些都是他的本職工作。

　　第三，關于姚元龍和程少良。

　　至今沒有謝建邦為程少良謀利的證據。程少良原本是想在香港請謝吃頓飯的，在再三請不到謝的情況下，給了謝1萬港幣。這是否受賄，值得商榷。在香港，好一點的飯店，1萬港幣也就吃一頓飯而已。至于姚云龍，辯護人希望法庭能充分考慮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姚父早年被我人民政府鎮壓，在謝建邦任慈溪市長期間，依政策規定實事求是地給姚父的歷史問題平了反。姚出于對黨和政府的感謝，先后在慈溪市捐贈近2000萬人民幣，辦了大量的福利事業。兩人相處十幾年，私交甚篤，在此種情況下，謝赴港時，姚給謝1000美金用作為兩個女兒購衣物，在謝女兒結婚時，送了3000美金的賀禮。如果將此4000美金視為謝的非法收受，那么把這種收受與姚的親友汽車違章被扣，謝令秘書去交警處打招呼的行為串連起來，看作是為姚謀利，實在牽強。

　　至于姚的女友事情，姚70多歲喪妻，在上海尋一女友欲到香港照顧，謝出于對這樣一位慷慨捐資。造福桑樣的愛國老人的感激之心，在市僑辦的報告上批示，經省公安廳批準在寧波辦理遷港手續。是否屬于謀利，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否則刑法關于犯罪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的規定將毫無意義，也將令愛國的港、澳同胞心寒。

　　第四，關于韓岳良的2萬元。

　　辯護人已向法庭提交了證據，韓岳良是謝建邦妹夫的外甥也是姑夫的外甥，從小就在一起。自1989年起，謝建邦就借給韓岳良1.2萬元錢購買內部股票。韓岳良辦廠后，謝建邦先后借給韓近8萬元。韓至今尚欠謝建邦7萬余元本金。如果這種親戚間的經濟往來也認定為受賄，既有悖情理，也不合法理。

　　由此使辯護人不得不提出一個受賄罪的主觀要件問題。

　　作為犯罪構成四個要件之一的主觀要件，在受賄罪中的具體表現形式必須是直接故意，間接故意或過失均不能構成。行為人的動機是貪欲，其目的是為了取得他人的財物。其行為方式就是拿了錢去為人家辦事。它的產生應該也必須有一個具體的請托。這些盡管是理論，但它是具體適用法律、定罪量刑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縱觀謝建邦整個案件，從客觀證據上看，辯護人認為在主觀要件上是十分缺乏和牽強的。

　　尊敬的合議庭諸位法官，剛才我分證據和犯罪構成兩大部分發表了我們的辯護意見。最后，我想就公訴人關于“情節特別嚴重，認罪態度差”的指控談談我們的看法。

　　何謂情節特別嚴重，至今沒有法定的解釋。按照法學理論，在受賄罪中，受賄的對象、造成的后果、主觀惡性。手段等是情節方面的考慮因素。具體地說，受賄款項的性質：如是公款還是私款，是救災扶貧款還是一般的款；受賄的方式：是赤裸裸的錢權交易，還是親友上下級的往來。受賄的后果：如造成嚴重的損失或不可挽回的影響等。當然，受賄的數額也是其中之一。在本案中，謝建邦為化解寧波金融風險，工作是盡力的。金鷹集團的問題，絕不是謝的責任，這在寧波市民的心中，是有公論的。那么只能是一個數額的緣故。然而，辯護人以為，未經法庭認定之前，由公訴人以自己認為的數額來作“情節特別嚴重”之指控，是不公平的。否則，法院開庭就是一個形式。

　　至于“認罪態度差”，根本就不能成立。《刑事訴訟法》第一十二條明文規定：未經人民法院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既如此，本案庭審尚在進行，起碼在程序上說，謝建邦還不是罪人。既非罪人，何來認罪的態度？這樣指控，何以服人？說它違法，也不過份。由此，辯護人不得不談一下——怎樣看待謝建邦的翻供！

　　謝建邦自被捕以來，時供時翻。其原因，謝建邦剛才在法庭調查時作了陳述，歸納起來，主要是：1．思想認識上的錯誤。多年來一直在比較傳統、正規的教育下，以為只有承認了才算態度好，只要說了，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可以再弄清楚。2．在紀委中已違心承認，再改也難，加上訊問時的誘、逼供。3．為了家人平安不連累妻兒及兄弟。

　　辯護人認為，翻供具有兩重性：既可能是對真實犯罪的否認， 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又可能是對原虛假供述的糾正，是積極的否定。因此，不能一概斥以態度差。具體到本案，由于受賄案的特殊性，本人的供述和證人的證詞是主要證據，供述與證詞以外的證據，必須依賴于供述與證詞的支撐。通過法庭調查，我們不難看出，本案是先有謝建邦的自供，后有證人的他證。從吳彪的證詞。高勤的證詞、葉鈞宏的證詞中均有“到底以哪次為準”的記錄來看，不能排除控方存在引導證人的現象。而從謝建邦妻子先被紀委看管三個月，回家六個月后又被捕的事實來看，謝建邦為保家人平安的心理是客觀存在。辯護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對謝建邦的翻供，應作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評價和考慮。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謝建邦受賄案的發生，引起了強烈的 輿論反響和普遍的社會關注，至少在辯護人所在地的寧波市是如此。省、市乃至一些全國性的媒體紛紛作了報道和評論。由于寧波是一個對外開放的沿海港口城市，這些輿論已波及到了海外，這對本案的審判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作為辯護人，我們寄希望于法庭能排除一切干擾，既重實體，也重程序，對謝建邦作出公正的、客觀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判決，使最高法院“審判質量年”的決定名符其實，擲地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