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二審合議庭各位法官：

　　北京市漢卓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委托，并征得上訴人王立華的同意，指派本律師，作為其綁架、非法買賣槍支、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的第二審辯護人。

　　應當說，本案之所以成為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的案件，一是因為被綁架者中有著名演員；二是影響廣泛的媒體對本案廣泛的報道；三是上訴人王立華自詡準備實施的驚天大案（未有證據證實）。但是，這些非但不應成為影響本案公正審判的因素，相反更應當本著對事實負責的態度，做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判決。

　　本辯護人在一審法庭上，對認定王立華在綁架過程中、指揮殺害被綁架人的證據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該項事實指控能否成立。而一審判決以“認定王立華犯綁架罪有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同案人供述、刑事科學技術鑒定書等證據在案證實”，王立華亦供認的簡單理由，而否定辯護意見；卻未做出任何有針對性、說服力的論證。本辯護人通過進一步深入研究一審判決的確認證據，在參與二審法庭調查的基礎上，對該項事實認定存在的問題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一審判決認定該項事實的證據可概括為三方面：1、王立華自行供述及其他同案人供述；2、現場勘查及辨認筆錄；3、書證及相關鑒定結論。然而，王立華等被一審判處死刑的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在二審階段推翻了以前的供詞，尤其在王立華是否指揮殺人這一點上，做出與過往不同的供述。這些在司法實際中被稱之為“翻供”的陳述，究竟有沒有真實性，是否能夠結合其它證據否定一審判決的認定？本辯護人認為，不能簡單以“過去已經供述”就輕易否定。因此，在一審判決確認的證據所存在的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對該項事實的正確認定需要解決四大疑點：

　　一、是否存在殺人的預謀；

　　二、實施殺人的起意者是誰；

　　三、短信息的內容是什么；

　　四、被害人究竟是誰。

　　下面，本辯護人就一審判決各項證據證明力的角度，分別進行分析，以揭示這些證據對充分證明對上訴人王立華的認定，對該四方面的疑點，本辯護人分別進行闡述。

　　一、是否存在殺人的預謀

　　王立華并沒有親手實施殺害王×的行為，這是不爭的事實。那么，殺害王×是臨時起意的還是經過預謀的，都有誰參與了預謀，是首先需要確定的事實。

　　1、在綁架的準備方面，從為扣押人質租賃房屋，到為挖坑準備鍬、鎬；從為控制人質準備鐵鏈，到為殺害人質購買農藥等等，王立華均供認不諱，包括在二審法庭上，王立華對此也沒有“翻供”。問題是，這些準備和預謀，與最終殺害王×行為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在綁架王×之前，為準備殺害王×的預謀只是在王立華與董立民之間進行的。王立華在預審時供述，“之前我沒對‘小二’、‘杰子’、王慶曉說要殺人。”唐興旺亦證實（2004年2月7日12:30-18:25/P7），“‘華子’對我只是說人質在咱們手里，有警察也不怕；拿到錢以后，就趕快開車跑，別的就沒說什么了”。

　　2、在綁架王×之前，上訴人董立民一個人等候在燕郊的小院里，其他參與綁架的人（除王立華外）是在綁架了王×之后，才第一次見到董立民。王立華與董立民之間的準備和預謀，其他人并不知情，包括親手實施殺人行為的王慶曉。所以，王慶曉即使能證明王立華與董立民的預謀，也是來源于董立民。王立華是不是真的對董立民那樣講的，王慶曉并無從確知。

　　3、參與預謀而殺人與沒有參與預謀但參與殺人有什么不同，并不是本案討論的重點。重點問題在于，只有參與預謀的人，才能對王立華是否起意殺害王×起到證明的作用。實施綁架行為的數人當中，只有董立民一人與被害人相識；案發之后最易暴露的無疑也是董立民。而只有董立民證明，王立華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殺害人質（這一點與其他人證明的情況又不盡一致），又是董立民在被抓獲之后將全部責任推給王立華。然而，

　　3.1 董立民在二審法庭上供稱，直接指使他參與殺害王×的是王慶曉，甚至說是在王慶曉威脅之下他才參與的；

　　3.2 董立民在二審法庭上還供稱，接收到王立華所發的“辦了”的短信，是認為拿贖金的事“辦了”。

　　4、需要提請法庭注意給被害人注射藥水的情節。按照董立民的供述，是王慶曉在勒死王×之后提議注射的，并且說“這些東西應該是王立華帶來的，但不知道是王立華哪次來時帶的”。董立民的這段供述說明了，一是用藥水殺人不是預謀的內容；二是實施殺人的手段也不是使用藥水。換言之，即使藥水是王立華準備殺人使用的，但真正實施殺人行為的時候并沒有使用，即致王×死亡的手段不是使用藥水，而是卡、勒導致機械性窒息。

　　綜上，殺害王×，并不是整個綁架行為必然的組成部分。若將準備農藥作為殺人工具的話，實際并沒有使用；而讓董立民挖坑更是埋尸體所用，而不是殺人的手段。因此，從實際實施看預謀，應該能夠得出的結論：一是并非任何情況下都要殺人，只有王×認出董立民，才具備預謀的殺人條件；二是準備的工具沒有用于殺人，若認定有預謀，亦未按預謀實施；三是起意殺害王×，或許與能否拿到贖金有關，但與董立民在現場是否決定的關系更加密切。若將王立華與董立民之間的準備活動視為殺害王×預謀的話，其后具體行為實施過程與王立華關系的證據，就更為重要了。所以，切不可僅以預謀得出當然的結論。要看預謀與行為最終實施的連接點的證據是否充分。

　　二、殺人的起意者是誰

　　預謀的故意犯罪，在實施過程中通常會按照預謀進行，但有預謀并未實施或實施時超出預謀的范圍，在司法實踐中并不鮮見。導致這種情形發生的原因有主觀和客觀，表現形式也是多方面的。本案的表現形式就更加復雜。在上述分析了預謀與實際實施所不同的情況外，我們還可以從王立華是否有殺人動機方面入手進一步加以分析。

　　王立華到底只圖財不害命，還是又圖財又害命。這與實施殺人的動機有密切的關系。我們知道，所謂故意犯罪的動機，是指推動犯罪人實施犯罪的內心起因。王立華為什么要殺害王×？對此，王立華過往的供述有幾種不完全一致：有的說若被王×認出來就“撕票”，有的說若王×家屬報警就“撕票”。而王立華在二審法庭上說，當聽說殺害王×之后，他的反應是很生氣。他解釋生氣的原因是自己并不想殺害王×，認為王慶曉、董立民這么做了，等于把自己也推上了絕路。王立華這樣的供述能不能成立？我們不妨看看如下事實。

　　1、2003年9月1日在王×被綁架之后，其親屬就報了案。王立華在一審法庭上曾陳述，其在打電話給王×家人索要贖金時對王×的父親說：翻翻刑法，綁架只要不殺人就沒有死罪……。可見，王立華對“綁票”而不“撕票”的法律后果是非常清楚的。在這種心理驅使下實施綁架，是不是必須殺害人質？

　　2、上訴人董立民在預審時曾供稱（2004年2月5日24:00-2月6日10:00/P15－17），“王立華在臨走時說‘我去要錢去，在要錢的過程中如果他（王×）家人報警或王×認出你們來，我就給你發信息辦了’；意思就是殺了，然后我們就辦”。相類似的供述，董立民還有多次。應當說，董立民的該項供述本身存在著矛盾：

　　2.1 王立華在拿贖金之前，王×并沒有認出來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既然已經離開了，又怎么可能知道其后王×能認出誰來，由他發短信指揮殺人；

　　2.2 短信“辦了”的內容并不能直接反映殺人，是董立民所做的解釋；在二審法庭上，董立民雖然依然供認短信的內容是“辦了”，但解釋為是拿贖金的事情已經“辦了”，告訴他們可以走了，是王慶曉起意要殺害王×；

　　2.3 王慶曉在二審法庭陳述，是董立民接到王立華“辦了”的短信后，他自作主張要殺害王×，因為在看管王×的過程中，不喜歡王×對他的態度，而要殺害王×。董立民同時說，是王慶曉要讓干的，而且逼迫他一起做。

　　看來，在殺與不殺的問題上，掌握主動權的并不是王立華，而是王慶曉和董立民。

　　3、本案涉及所有被綁架的人質當中，除了對王×蒙住眼睛，對其它人質并沒有這樣。原因是什么？就是因為董立民與王×認識，擔心王×會認出董立民。對于其他被綁架的人質，就沒有這種擔心。如果拿得到錢拿不到錢都要殺人，就完全沒有必要蒙住王×的眼睛。既然必須殺掉人質，又何必擔心人質能不能看到自己呢？

　　4、北京市公安局預審支隊警察陳亮在北京電視臺《法制進行時》接受采訪時講，“他們相互之間爾虞我詐”，并且說“董立民是最初被抓的，把責任全都推向了王立華；在得知偵查單位干警要抓王立華的時候，董立民說‘你們在抓他的時候一定要把他給槍斃了’”。董立民的這個態度至少說明：

　　4.1 在沒有抓獲王立華之前，董立民還沒有供認殺害王×的事實，若打死王立華，他可以隱瞞殺人的事實；

　　4.2如果真是王立華指使殺害王×，董立民就不必擔心能不能抓住王立華；只有在不是王立華指使的前提下，董立民才會希望與王立華死無對證，這樣就可以把責任全部推到王立華身上。

　　5、王立華承認是其指使殺人的口供是怎樣形成的，與王慶曉、董立民的供述是怎樣形成一致的，對此，由于王立華在預審和一審法庭上照單全收，所以，并沒有相關的解釋。而其在二審法庭上王立華陳述了兩方面的情況，一是在抓獲王立華之初預審時董立民供述是王立華指使的殺人；王立華出于“義氣”承認了；二是長達幾天時間不讓睡覺，不得已就什么都承認了。前者是否成立，只有看看陳亮的說明就很容易明白；后者從《提押票》記載的時間上也不難得到相應的證實。

　　綜上，本辯護人認為，起意殺害王×的，并不是王立華。王立華在十分清楚殺害人質法律后果的情況下，能否充分證明王立華有沒有殺人動機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從以上的分析可知，這種動機是不存在的。做了殺人的準備，也有人質被殺的結果，但與是否受王立華指揮并沒有必然的邏輯關系。

　　三、短信息的內容到底是什么

　　在本案當中，究竟能不能證明是王立華指揮殺害的王×，短信息的內容到底是什么，結合上述兩方面的分析，就顯舉足輕重。如下幾個問題，提請合議庭充分重視：

　　1、董立民在預審時供稱（2004年2月5日24:00-2月6日10:00/P17），“過了三、四天，一天夜里兩點鐘左右，王立華發來短信息‘辦了’；我就把這事告訴了王慶曉，王慶曉問我是不是王立華出事了，我說出事了，我讓王慶曉看了信息；王慶曉說，那就趕緊給他（王×）辦了吧。”王慶曉則供認（2004年2月16日17:00-18:20/4）：“我們在小院里呆到第6天或第7天早晨，大約4點多鐘，董立民對我說‘華子’來短信了，說‘辦了，辦了’”。王立華供述，“在拿完錢以后我看到有人開車截我們，我就將事先編好的信息發給王慶曉或董立民了；信息內容不是一個“殺”字就是一個“辦”字”。我們知道，語言復述語言未必完全一致，而復述看到的文字，則不應該出現這樣的誤差。尤其對于一個特定的、認定為指揮殺人的短信息，不但發送和接收的時間各異，內容竟然也不一致。結合二審“翻供”的情況，應當充分注意以下幾點：

　　1.1 董立民在二審法庭上，將“辦了”的意思解釋為是“拿錢的事情辦成了”的意思；這樣的解釋未必沒有合理性；

　　1.2 王立華在二審法庭上說，所發的短信既不是“辦了”，更不是“殺了”，而是“撤”；這個“撤”字從王立華口中還出現過。《法制進行時》對本案現場報道當中，公安人員要王立華去關押吳若甫的地點，王立華隨口說讓我的人“撤”，我帶你們去。看來，這個“撤”字對王立華來講就是讓同案安全，并不必然隱含殺人的內容。

　　2、王慶曉在供述當中并沒有提到自己親自看信息，其在接受電視臺采訪時也是說，“當時董立民告訴我說‘華子’來信息了，說讓我們把他殺了。我起來拿鐵鏈子把王×勒死了。”所以，信息的內容到底是什么，王慶曉并不能證明。所以就短信的內容是否符合二人事先約定殺害王×的條件，完全取決于董立民的理解甚至是曲解。在殺與不殺的問題上，王立華是被動的，而董立民和王慶曉卻是主動的。

　　3、與王立華同車去取錢的唐興旺提供了與董立民完全相反的供述（2004年2月7日12:30-18:25/P7-9），“……之后從西紅門橋下往南苑跑，跑到南苑和東高地路口時，他（王立華）讓我停車，說讓我等他二分鐘。在這之前，我沒看他發信息和打電話”。唐興旺的這段供述，不但否定董立民的，甚至也否定王立華自己的供述。同時也反映出這是對提示性發問的一種回復。

　　4、王立華到底發沒發信息，如果發了，所發的信息是什么內容，通過調取短信息記錄的方式原本是可以解決的。但偵查機關并未提供相應證據，說明為什么沒有調取到短信息記錄。使得證明殺害王×是否為王立華所指使，證據并不十分充分。

　　綜上，從短消息相關的事實來看，一審判決的證據并不充分。

　　四、死者究竟是誰

　　本辯護人在一審辯護當中曾經提出同樣的問題。雖然有尸體和檢驗報告及親子鑒定結論，但如下事實的具體細節，仍然需要二審法庭高度重視。

　　1、王慶曉和董立民兩人詳細供述了殺人的過程。兩人均供認，在勒死王×之后用針管將藥水注入其體內。但2004年2月10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法醫檢驗鑒定中心出具的《尸體檢驗鑒定書》（京公法病理字[2004]第52號），第三部分“毒化檢驗”說明，“據京公法毒化字[2004]0306號述，在所送王×的肝臟中檢出乙醇，其含量為24.8毫克/100克；未檢出巴比妥類、吩噻嗪類和苯（并）二氮雜卓類等常見鎮靜催眠藥”。根據這個檢驗結果，在檢驗尸體體內，未檢驗出農藥或其它毒藥的成份。該鑒定報告第五部分，得出的結論為，“結合案情，不排除王×被他人勒、壓頸部致機械性窒息死亡”。

　　2、由此卻產生了一個問題，即王慶曉、董立民所供述的殺害對象，與檢驗的尸體在致死特征上雖有相同（機械性窒息），但這種殺人手段不具有特殊性；致死之后注射農藥是特殊的，卻與體內沒有檢測到任何毒藥成分的特征又不一致。所以，在二審法庭上，檢察員多次強調王立華準備農藥的情節，但根據上述鑒定可以說明，是否準備毒藥與致死王×的結果并沒有關系，也就不能以此證實預謀與結果的必然聯系。導致認定王立華對殺人承擔共同責任缺少必要的條件。

　　3、《親緣關系鑒定書》（[2003]量認[京]字[S0425]號），通過經驗，論證“王振華為無名男尸生物學父親的可能性分別是無關個體為無名男尸生物學父親的可能性的1.3×10 倍”（即130萬倍），得出的結論是“極強力支持無名男尸為王×”。這樣的概率是否可以認定無名男尸為王×，當然是專業人員要回答的問題。本辯護人需要提請法庭注意的是：

　　3.1 本辯護人通過查閱相關的資料，DNA檢驗雖是一種先進的檢驗手段，但其不同于指紋個人所特有的特性，需要通過相應的檢驗手段得出結論（或無法得出結論）。因此，像任何其它檢驗方法一樣，DNA檢驗也依賴于檢材的質量。不能說DNA檢驗是萬能的，只要有DNA檢驗結果，就當然成為證據；

　　3.2 在親緣鑒定方面，證明血緣關系比排除血緣關系要困難得多，需要將許多DNA點位所提供的親子關系指數綜合判斷，計算出親子關系概率。因為每一個DNA點位有很多的型別，必須依照受測者間所共同擁有的DNA型別的出現頻率去計算該點位的親子關系指數。舉例來說：人的頭發顏色與遺傳有絕對的關系，假設父親與孩子都是黑頭發，這一個遺傳特征所能提供的指數就很低，因為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黑頭發。但假設父親與小孩的頭上都長了一搓白色的頭發，那么這一個特征能夠提供的指數就很高了。

　　4、本辯護人之所以根據“尸體檢驗”和“親緣鑒定結論”，對死者是誰提出質疑，一是因為上述鑒定本身存在的問題；二是董立民并沒有對挖掘出來的尸體進行辨認；三是董立民曾供述（2004年2月5日24：00－2月6日10：00/P25），“李強問王×現在怎么樣了，我說我那個朋友給了王×10萬元錢，讓他去東北了”。結合董立民極力將殺人責任推給王立華的表現，本辯護人有理由懷疑，該尸體是否就是王×。與此相關，存在著幾種可能：一是殺害的不只王×一個人；二是王×的尸體并沒有埋在該處；三是并沒有殺害王×。這些可能性并非臆測，而是本案目前證據證明的結果。

　　綜上，以DNA檢驗的結論結合本案當中所檢驗的受害尸體的特征，不能不說與供述出現了不甚一致。本辯護人認為，這種不一致不能忽略不計。因為，王立華、董立民和王慶曉都不能確切說明究竟是什么毒藥，畢竟沒有提取到殘液。由于本案檢驗的尸體又無法辨認，依賴技術鑒定類證據，相對其它案件而言顯得更加重要。然而，鑒定本身存在的疑點究竟能不能排除，從某種程度上對認定被殺者是不是王×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而言之，對認定王立華是否指揮殺人，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萬不可出現“2005北京版”的佘祥林案。

　　尊敬的二審合議庭各位法官：

　　綜合以上四方面的闡述，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據此，本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口供雖然是證據之一種，但由于本案關系到三條人命的去留，尤其在二審各被判處死刑人“翻供”的情況下，更應該加強其它證據的佐證作用，以確保案件事實認定的排他性。然而，正如本辯護人在前述辯護中所指出的，尸體檢驗、DNA檢驗與供述之間存在的問題，其綜合表現為與各口供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既定的印證作用，存在一些難以解釋的缺陷和疑點。這些證據存在的問題，直接關系到能否認定上訴人王立華對王×死亡結果承擔責任。對此，本辯護人提請法庭對以上辯護意見予以高度地重視，若不能從根本上排除這些疑點，就無法得出一審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結論。

　　謝謝二審合議庭各位尊敬的法官。

　　北京市漢卓律師事務所律師：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