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關于A綁架一案，我們首先感謝二審開庭審理，給上訴人、辯護人一個當庭發表意見的機會。經過查閱本案卷宗材料，會見A本人以及參加今天的庭審，我們發表如下辯護意見，請合議庭采納：

　　一、A沒有預謀綁架的主觀故意，也未實施綁架勒索的客觀行為，一審判決其犯綁架罪是錯誤的。

　　1、A沒有預謀綁架的主觀故意。

　　相關的證據材料，包括A、B、C三人在偵查階段的全部訊問筆錄，以及一、二審庭審開庭記錄，沒有任何關于三人預謀綁架的證據。作為第一被告的A，因被害人D與其有經濟糾紛，一直與D商討怎樣解決這些糾紛，有時也發生爭吵，A并沒有綁架的目的和預謀。作為第二被告的B和作為第三被告的C，在其所有的訊問筆錄以及一、二審開庭過程中均清楚、一致地表明，帶走D僅僅是為A討債，為朋友幫忙，絕沒有半點綁架勒索的意思。

　　同時，B、C以前未見過D，不認識、也不知道D，更不了解其經濟情況，無從產生綁架D、勒索贖金的主觀故意。A與D是合作伙伴，熟悉D的經濟情況，知道D只屬于小股東、白領打工族之列，根本沒有多少錢(D在中國的所有費用均由A承擔)，也不可能產生綁架勒索D的故意。

　　由此可以清楚地證明，A在主觀上是為了討債，根本沒有綁架勒索的目的和故意，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其具有這樣的目的和故意。

　　2，A未實施綁架勒贖的行為。

　　雖然A等人非法帶走D并限制其人身自由，但并不是綁架，并沒有勒索贖金。相關證據證實，在限制D人身自由期間，由于D只能講英語，不能講中文，而B等人均不懂英語，因此只有A一個人可以與D交談，而A則反復強調其與D交談的是如何解決二人之間的經濟糾紛，并未向D進行勒索，其知道D沒有錢，也無從勒索。至于A偵查階段出現的五十萬美元、25萬美元、10萬美元澄清不是其對D所言，而是D告訴他的，他認為是玩笑，因為就D情況，他根本就沒有這么多錢。同時，由于沒有翻譯，A偵查階段筆錄的準確性大有疑問，A對此持有異議，希望法庭在引述和采信時格外慎重。B、C二人均證實從未向D勒索過錢財。據此，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A對D實施了勒索行為。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二審庭審過程中已經查明，當B從D的公司取回4000美元后是先交給了D，然后D將錢還給A，作為其償還A欠款之一部分。這進一步證實了D確實欠A的錢，而A也是向D索要欠款。

　　3.D與A之間存在經濟糾紛。

　　案卷中所有相關人證言均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證實A與戴大是生意伙伴，二人存在經濟糾紛，且后來發生嚴重沖突。

　　至于A與D之間所存在經濟糾紛的數額，二人并未形成一致意見，這也是為何二人反復協商未果的原因。根據案卷中的相關證據，D與A之間的經濟糾紛主要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D在中國的住宿、餐飲、電話費等費用;D帶走的教學資料：D以勃愛特技術有限公司的名義搞出國培訓的收入;D對勃愛特技術有限公司及A的民事責任，等等。客觀保守地估計，D與A之間的經濟糾紛的數額大概應有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人民幣左右。

　　4.所謂向D“索要”金錢的數額。

　　(1)是誰向E女士打電話索要財物

　　根據現有的證據，向E女士打電話索要財物的可能是F，A并未向上海打電話索要財物。

　　(2)向D索要的金額是多少?是美元還是人民幣

　　D2002年3月15日證言：“開始他們向我要錢要的是50萬美金，后來他們要25萬美金，……今天他們又要我先給他們12萬5千美金，就放了我。” D2002年3月25日證言：“剛開始要50萬美金，后要25萬美金，最后說好要15萬美金。”辯護人認為，D的證言本身就是矛盾的，加之D與A之間存在經濟糾紛，而D本人并不是一個誠信的商人(其帶走了非常重要的公司業務資料、離開公司后又去聯系公司已經聯系的業務)，故D的證言的可靠性值得疑問。

　　根據B在預審中的證言，A要求D償還25萬元，是美元還是人民幣不清楚。在庭審中，B非常肯定地說是25萬元人民幣，是聽F說的;C非常肯定地說是20萬元人民幣，也是聽F說的。C還反復強調，在一審檢察院提審時，他就向檢察院反映他聽F講是20萬元人民幣，不是美元。C的證言是比較可信的，A要求D償還的數額應為25萬元，在不能證明是美元的情況下，只能認定為是人民幣。

　　基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A既沒有綁架勒贖的預謀，也沒有實施綁架勒贖的行為。一審判決的全部證據均不能證明綁架罪的犯罪構成。如果認定A犯了綁架罪，從法律上必須論證以下三點：(1)A本人具有綁架勒贖的主觀故意;(2)A與D之間不存在任何經濟糾紛;(3)A本人向D勒索錢財。如前所述，關于第一點，根本沒有證據：關于第二點，恰恰有十分充足的證明倆人存在經濟糾紛的證據;關于第三點，相關證據非常矛盾、有漏洞，且缺少關鍵證人(F)的證言，不足以證明。

　　據此，我們認為一審判決A犯綁架罪是錯誤的。

　　二、在本案中如何具體區別認定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

　　1.在司法實務中應特別注意將為索取債務而非法拘禁他人與綁架他人勒索財物嚴格區別開來，前者只構成非法拘禁罪。區別的關鍵在于：所謂“索取債務”，是指行為人索取的是其應受法律保護的合法的債務，其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合法債權，避免財產損失，只是采取了非法的手段;綁架他人勒索財物的目的，是將他人的財物非法占為已有，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

　　正如辯護人所言，在本案中，A與D之間存在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在這種情況下A才向D要求返還和賠償，并要求D承諾具體數額;同時，B口供證明其曾三次去D的公司替A要債。(B2002年3月15日供詞：“A讓我去找D要錢，我到D公司一共去過三次。” B2002年3月16日供詞：“D欠A的錢，讓我去找D要錢，我一共去過三次。” B2002年3月16日供詞：“問：你去找D要過錢嗎?答：去了，我一共去過三次。”)A讓B向D要債的行為進一步佐證了A與D之間存在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

　　D在證言中講，在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路上A上車向他索要欠款，顯然，索要債務才是A事先準備與D談的內容。A事先并未定多少錢，A也并不能明確確定D應返還、賠償他多少錢，所以才一直跟D商量具體的數額。從本案現有的證據應認定A本人向D索還的錢數并沒有超過辯護人前述的D應返還和賠償的數額。

　　2.怎樣看待索要的數額與合法債務之間存在的出入。

　　從本案現有的證據來看，A向D索還的數額和D欠A的欠款數額是大體相當的，A索要的數額并未超過D欠A的欠款數額。

　　退而言之，假如合議庭認定A向D索要的金額為25萬美元，而D應返還和賠償的數額約為幾十萬元或上百萬元，如此是否能認定A構成了綁架罪?辯護人認為不能。原因有二：

　　其一，在債權人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情況下，行為人索取的是其應受法律保護的合法的債務，其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合法債權、避免財產損失，只有行為人索要的財物十分明顯地超過了其合法債權，以至于能夠證明其主觀方面已由保護自己的合法債權轉化為勒索財物、將他人的財物非法占為已有的故意時，其行為才可能構成綁架罪。在本案中現有的證據顯然并不能證明存在這種主觀方面的轉化：

　　其二，在本案中A也并不能明確確定D應返還和賠償他多少錢，而是要與D商定返還和賠償的錢數，所以才一直跟D商量具體的賠償數額(這一點已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二人之間的債務數額并未確定。(A2002年4月1日的供述：“2001年6、7月份，D負責運作。我們的業務是做影視培訓，他用我公司的牌子搞航空培訓，用我的資金、我的辦公地，他不幫我搞影視培訓，他掙了多少錢我不知道，也不給我。)在A、D對雙方債權債務的數額都沒有特別明確確定的情況下，就更不能確定A主觀方面從索要欠款轉化為綁架勒索。就本案而言，在D對A的欠款數額不能確定，A等人向D索要多少款額也不能確定的情況下(A并未勒贖)，根本不能依據數額改變幾個被告入主觀故意的內容，不能把索債變成綁架。至于二人沒有形成書面的、確定的債權債務數額，并不能由此否認債權債務關系的存在。

　　三、本案一審判決在證據采信上明顯存在偏差。

　　一審判決從認定A構成綁架勒索罪的角度出發，對A有利的證據不予考慮或予以回避，對其不利的證據則不論其是否合法取得、不論其證明力的大小，一概予以認定。例如，在A與D是否存在經濟糾紛這一問題上是如此(案卷中的所有證據均證明A與D之間存在經濟糾紛)，在A拘禁D的目的是為了綁架還是為了索要債務問題上的認定是如此(已經有充分的證據證明A是為了索要債務，在此問題上，A、B、C的供述均是非常一致和穩定的)，在A索要的具體數額的認定上也是如此(一審判決對數額的認定在證據上顯然并不扎實，單方面簡單地采信了D的證言)。一審合議庭在本案中在定性與證據采信問題上先入為主，明顯有失公正，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

　　四、由于公安機關在預審階段非法取證，A在預審中對其不利的口供不應作為本案認定事實的依據。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三百二十四條規定：公安機關辦理外國人犯罪案件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的語言文字。犯罪嫌疑人通曉中國語言文字而不需要他人翻譯的，應當出具書面證明;不通曉中國語言文字的，公安機關應當為他翻譯。在本案中，A在一、二審庭審過程中均陳述其在預審階段要求找翻譯，但預審人員未予理睬，在本案案卷中也無相關書面證明。A作為加拿大籍華人，在年紀不大時就移民加拿大，其普通話并不流利，尤其讀、寫能力更差，在庭審過程中A也一再強調其是在沒有看清預審筆錄的情況下簽的字。可以說，在本案中預審機關的做法明顯違反了相關法律及《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的有關規定，沒有為A找英文翻譯，故預審卷中有關A的訊問筆錄不符合法律要求，尤其相關供述的真實、準確、可靠性更存在問題。在A本人一再強調當時未很好理解且無翻譯在場的情況下，對A的相關供述應慎重對待，不應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

　　五、本案一審判決在量刑上偏重。

　　在本案中，A有協助公安機關抓捕其他同案犯的立功表現，一審判決中也予以認定。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對A的犯罪行為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但是一審判決判處A有期徒刑12年，結合本案的案情及A具有立功表現的情節，一審判決并沒有體現出對A從輕或減輕處罰，罪刑有失均衡，量刑明顯過重。

　　綜上所述，根據刑法第238條的規定：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應按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故A的行為構成了非法拘禁罪;公訴機關按綁架罪起訴A，一審法院按綁架罪判決，認定事實不清，定性不準，混淆了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之間的界限;另外，由于A無前科，行為人也沒有其他嚴重情節，也未造成嚴重后果，且A有協助公安機關抓捕其他同案犯的立功表現，故請二審法院依法對A改判，依非法拘禁罪從輕或減輕處罰。

　　北京市德恒律師事務所

　　李貴方 田德葵

　　2003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