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審判員：

　　 我接受被告人邢宇紅的委托，擔任其第二審辯護人。通過會見被告人邢宇紅，查閱本案相關的卷宗，認為一審法院判決認定邢宇紅作為儀科惠光公司的直接責任人員，與林大兵在簽定、履行合同過程中共同騙取他人財物1929萬余元，構成合同詐騙罪，這一判決在法律適用上是錯誤的，在證據引用上是完全不充足的。請求第二審人民法院撤銷原判，宣告邢宇紅無罪。具體事實和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邢宇紅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

　　在第一審開庭審理中，辯護人邢宇紅表明“自己并沒有犯罪的主觀故意，沒有想過做商業欺詐，僅僅是因為個人職位被卷進。我只審核業務的真實性和數字的準確性，對商務部分不了解，最終的決定權在林大兵”。一審判決書對邢宇紅該部分辯解予以否定，認為“邢宇紅明知單位的財務狀況，明知經其批準開立的支票可能無法兌付，┅┅仍同意開出支票，為林大兵指使商務人員騙取貨物提供了條件，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辯護人認為，一審對邢宇紅主觀故意的這一認定是錯誤的。主要理由是：

　　1、本罪的主觀方面必須是直接故意，而不應當是間接故意

　　合同詐騙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這是刑法理論界的通說。一審判決書認定邢宇紅明知其開立的合同“可能”無法兌付，實際上是認定邢宇紅在主觀上對合同履行的后果采取“放任” 的態度，即：開出的延期支票根據公司的財務狀況，到時可能可以“兌付”，也可能無法“兌付”。這種認定實際上是將不適當履行合同行為的主觀心理態度混同于合同詐騙罪的主觀心理態度。如果邢宇紅在簽發支票時對未來公司帳目上是否有錢可以承兌抱著漠不關心和放任的態度，只能認為是民事上的不履行合同的一種間接故意，而不是合同詐騙罪中的故意騙取他人財物的直接故意，因此不能構成合同詐騙罪。

　　2、合同簽定和履行過程中邢宇紅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直接故意

　　刑法224條所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是指在主觀方面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直接故意。這種直接故意的時間條件應當是指行為人在合同簽定之前、合同簽定過程中以及合同簽定后到非法獲得他人財物，將他人財物掌握和控制在自己手上的這一段時間之內。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事前故意”，“事中故意”。無論在事前還是在事中，只要隱瞞了事實真相，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并實施了非法獲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就構成本罪。但邢宇紅在這一個時間段內并不存在直接故意。她不僅沒有參與任何一起合同的簽定和履行，甚至對儀科惠光公司商務代表、業務人員與被害單位聯系業務，商務談判、采購貨物的數量、金額、付款時間、交貨地點等合同的全部情況一無所知，更談不上邢宇紅在簽定、履行合同中有詐騙的事前故意和事中故意。

　　3、邢宇紅對林大兵是否具有合同詐騙犯罪的故意并不知悉

　　邢宇紅始終不是公司的股東，與儀科惠光就是聘用關系，雖然在原財務總監張亞雄離開公司后，擔任了公司的財務助理總監，但其對公司上市、并購、營銷策略、商務策劃、股東協議以及2001年4月以后公司出現的資金危機的處理方案等情況并不完全知悉，特別是對林大兵是否具有詐騙的故意，公司是否實施了詐騙行為一無所知。正如公司財務總監劉崢所說，財務方面是林小志一支筆，公司的財務章和支票都是由曾紅茹一人保管，邢宇紅雖然了解公司的有關帳目，但公司的核心機密邢宇紅并不知曉。甚至2001年 月得實公司通過法院查封儀科惠光公司帳戶，林大兵與得實公司簽訂了還款協議邢宇紅事先完全不知。

　　由于得實公司的查封，直接導致了儀科惠光公司資金鏈條的斷裂，特別是在進貨渠道上引起了一連串的負面反映，很多供貨商不再供貨，造成公司不能順利承兌有關支票。面對邢宇紅和公司部門經理的意見，林大兵召集部門管理人員開會，告訴大家：儀科惠光公司目前正在香港積極籌措款項，克服了眼前的資金困難，情況很快就會好轉。對此，儀科惠光公司財務總監劉崢可以證實。邢宇紅與其他部門經理一樣，并沒有發現林大兵故意詐騙他人財物的心態和真實的目的動機和行為。而且從整個案件的全部情況和第一審庭審情況看，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邢宇紅與林大兵之間有共謀和串通，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邢宇紅知悉林大兵具有合同詐騙或票據詐騙的犯罪故意。

　　 4、邢宇紅不能控制和支配儀科惠光公司的整個經營活動

　　儀科惠光公司像是一部高速運轉的機器，每天的經營流水都在100多萬以上，簽發的支票在10多張以上，商務中心、銷售中心、市場中心、物流中心、人力資源中心，各個部門都在圍繞公司中心任務運轉。業務代表每天都在進進出出談判，與各個公司簽定書面或口頭合同。合同的內容、條款由林大兵自己親自去談，或者公司的商務人員根據林大兵的授意去談，提取貨物的方式是用支票還是不用支票無須邢宇紅知悉，更無須邢宇紅批準決定，貨物進入儀科惠光公司的倉庫后再分流到公司分銷商處也無須請示邢宇紅。邢宇紅不是推動這部機器轉動的人。她無權也沒有能力支配公司的經營活動，真正操縱這部機器的不是邢宇紅，而是公司總裁林大兵。

　　二、被告人邢宇紅沒有實施具體的合同詐騙行為

　　（一）認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合同詐騙行為完成的標準

　　認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合同詐騙行為完成的標準是在貨物被交付和入庫，詐騙行為人實際取得了對貨物控制和支配權后，而不應以支票是否承兌作為認定非法占有是否完成的標準。

　　辯護人認為，合同詐騙犯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行為犯，詐騙行為在非法占有實現后即完成。如果儀科惠光公司構成犯罪，則應當認為儀科惠光公司在與被騙單位簽訂合同之前便沒有履約能力，其在收取貨物后是否開具支票以及被騙單位是否將支票承兌并不影響對儀科惠光公司單位合同詐騙行為的認定。因此在被騙單位將貨物交付儀科惠光公司并由儀科惠光公司入庫后，儀科惠光公司便取得了該批貨物的控制權與處分權。

　　原審判決采納了邢宇紅一審辯護律師關于邢宇紅不應對收貨后未開具支票的金額承擔責任的辯護意見（見判決書第8頁倒數第3行），卻未免除林大兵作為直接的主管人員應對此承擔的責任。原審判決的這一認定又表明，儀科惠光公司在收取貨物后是否開具支票并不影響儀科惠光公司單位合同詐騙的構成以及林大兵作為直接的主管責任人員承擔刑事責任，即不能因為在收取貨物后未開具支票而否定儀科惠光公司已完成的非法占有，儀科惠光公司在收取貨物后已實際完成了非法占有。

　　辯護人需要指出的是，既然原審判決認定本案是單位犯罪，認定林大兵和邢宇紅分別是直接的主管人員及直接責任人員，認定林大兵和邢宇紅分別系主犯和從犯，那么認定非法占有在何時完成的時間標準應是唯一的，即應以貨物交付和入庫作為非法占有的實現和完成，而不能在此問題上采用雙重標準，即在認定邢宇紅的刑事責任時以貨物入庫前是否開具不能承兌的支票作為非法占有實現和完成的標準，而在認定林大兵刑事責任時則不論是否開具支票，都以貨物是否交付和入庫作為非法占有的完成。

　　辯護人在此還要特別指出的是，即使按照一審法院上述雙重標準認定邢宇紅和林大兵構成合同詐騙罪，其作出的林大兵合同詐騙金額1939萬元，邢宇紅合同詐騙金額1929萬元，兩人相差10萬元的結論也是錯誤的。

　　（二）、邢宇紅未參與儀科惠光公司非法占有完成前的合同詐騙行為

　　在單位合同詐騙犯罪中，無論是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還是作為直接責任人員，其犯罪故意只能是以合同形式實現單位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根據林大兵、邢宇紅的供述和曾紅茹的證言，儀科惠光公司的采購事務是由儀科惠光公司商務部負責的，邢宇紅作為儀科惠光公司的財務總監助理不負責貨物的采購事宜，沒有職責也沒有機會參與儀科惠光公司的合同采購事務，這表現在合同簽訂之前的策劃、合同簽訂過程和貨物交付的履行過程中。

　　1、邢宇紅沒有參與合同簽訂前的事先策劃過程

　　現有證據以及原審判決的認定均表明，以先收貨后結算以及平價甚至低價銷售貨物的方式進行詐騙進而實現非法占有的營銷方式是由林大兵決定的，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邢宇紅曾參與了相關事宜的決策。

　　2、邢宇紅沒有參與和被騙單位的合同簽訂過程

　　現有證據可以充分證實，儀科惠光公司與被騙單位的合同簽訂是由儀科惠光公司商務部負責人審批并由該部門工作人員具體實施的。邢宇紅并未負責或參與和被騙單位合同的簽訂過程，包括合同標的、金額、延期付款期限等合同條款的協商、審查以及簽字、蓋章等合同簽訂事宜。

　　3、邢宇紅沒有參與貨物交付的合同履行過程

　　全部證據表明，邢宇紅只是在貨物入庫后才審核開具支票，邢宇紅并沒有參與儀科惠光公司有關收貨與入庫的合同履行過程。

　　 綜上，辯護人認為邢宇紅沒有實施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合同詐騙行為。

　　三、邢宇紅在審核簽發支票過程中，沒有惡意簽發空頭支票的主觀故意和犯罪行為

　　如前所述，認定合同詐騙的標準應當以非法占有貨物，使貨物控制和掌握在犯罪人手中為詐騙行為的完成，其事后是否開立空頭支票并不影響合同詐騙罪的成立。一審判決前，檢察院以票據詐騙罪起訴邢宇紅，一審經過審理認為邢宇紅不構成票據詐騙，而以合同詐騙判處邢宇紅7年有期徒刑。無論事前還是事后，一審判決邢宇紅有罪，實際上是因為邢宇紅在審核簽發支票過程中簽了字，那么，邢宇紅在審核支票過程中的簽字行為是什么性質？邢宇紅審核支票的行為是否就是合同詐騙行為的一部分，即：合同詐騙的手段？抑或本案就是票據詐騙？

　　辯護人認為，邢宇紅在財務審核方面的主要職責、地位、作用，行為，特別是主觀心理狀態對本案的認定具有重大意義，但第一審法院在庭審中并未對該事實進行深入的調查、探討和研究，包括預審卷在內，都沒有對該問題給予充分的重視。對此，辯護人想發表以下幾點意見：

　　1、邢宇紅在支票簽發過程中的主要職責和任務

　　根據本案證據，儀科惠光公司支票簽發的流程是：商務中心負責貨物的采購，其購銷合同的真實性，價格的合理性、條款的合法性等均由商務中心負責，因此，商務總監要在支票領取單上簽字，該支票送到財務中心后，邢宇紅作為財務助理總監，其主要職責是：（1）審查該合同項下的貨物是否入庫；（2）依據合同已經確立的付款時間，如約按期保證支付貨款，使合同得以適當的履行；（3）根據公司的整體要求，和各帳戶資金回籠情況，選擇其中一個帳戶安排放款；（4）統盤控制資金合理流量，保證公司正常的經營活動。這是任何一家公司財務人員應當履行的職責，履行這一職責不是犯罪。

　　2、邢宇紅在支票批準簽發前的審核過程中的沒有故意制造空頭支票的主觀心態和行為

　　判斷邢宇紅作為財務助理總監在支票審核過程中是否具有票據詐騙或合同詐騙的故意，最重要的一點是審查其在安排付款支票時的主觀心理狀態以及相應的行為：是惡意尋找沒有存款余額或余額不足以支付貨款的帳戶審核簽發支票，故意造成支票透支讓供貨商拿不到錢，還是善意的積極尋找帳戶存款余額充足或較為充足的帳戶，或按合同約定付款期限到來時，某一帳戶上將會有適當的資金流入，足以支付供貨商貨款，從而保證合同的履行。如果邢宇紅惡意的選擇沒有存款余額或余額不足的帳戶審核簽發支票，故意造成支票透支，以此方法騙取他人的財物，則邢宇紅構成票據詐騙或合同詐騙，如果邢宇紅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也沒有故意造成支票透支，盡管該支票在實際履行中出現了透支情況，邢宇紅也仍然不能構成詐騙犯罪。這是本案的核心，也是認定邢宇紅罪與非罪的界限。

　　從今天法庭調查我們可以看到，邢宇紅沒有任何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故意，也沒有任何惡意制造透支，詐騙他人財物的行為。

　　3、2001年4-6月大量空頭支票出現是邢宇紅所難以預見的

　　在主觀目的、動機不變的情況下，客觀環境和條件的變化，也會產生背離目的動機的后果。這是因為正在經營當中的企業帳目，永遠都處于動態之中，貨物的進出和資金的流動總是在不斷的變化。而影響這些變化的因素很多，從國家政策到企業的決策，任何一個小的環節失誤，都可能會給企業帶來滅頂之災。邢宇紅作為財務人員，在根據企業已經簽訂的合同所約定的付款日期安排付款時，只能根據過去的一般情況進行預測。例如根據當前庫存量、上月現金流量、銷售情況、資金回籠情況等判斷未來若干時間內可能出現的現金余額和資金回籠。從本案33家被害企業的證詞和其他有關證據我們可以看出，儀科惠光公司在2001年3月份以前，經營基本處于正常狀態，貨款基本可以正常結算。儀科惠光公司每天的現金流量都在100多萬元，年初更多一些。但從2001年4月以后，由于得實公司通過法院查封了儀科惠光公司的帳戶，導致中關村范圍內很多供貨商不再對儀科惠光公司供貨，已經供貨的急于結算，如同銀行出現的“擠兌”一樣，在供貨商不再供貨和急于結款情況下，儀科惠光公司正常運轉的資金鏈條發生了斷裂。因此4、5月份以前按照正常情況判斷應該沒有問題的支票，在4、5月份以后發生了大量空頭和不能按期結算的情況，這是邢宇紅所難以預料的。這些情況主要有：

　　（1）、2001年4月得實公司突然查封儀科惠光公司帳戶，林大兵又與之簽訂了還款計劃，僅現付（指必須立即支付的）就達到了200多萬元；

　　（2）、2001年4月劉崢與審計事務所簽訂的審計協議，40萬元的審計費用必須現付；

　　（3）、儀科惠光公司與炎黃新星公司簽訂的合作協議，其中200多萬元從儀科惠光公司帳上現付給炎黃新星公司。

　　僅舉上述這三個例子，足以說明這些現付的資金超出了邢宇紅在2001年4月以前審核支票時所能預料到和已經計劃之外的，而林大兵在事前又沒有和財務部通報。這些突然發生的現付，擠占了儀科惠光公司本來就很緊缺，又已經到期應該償付供貨商的貨款資金，除此以外，對財務人員來說，林大兵還臨時改變了很多兌付計劃，例如“科汽”。因此出現了邢宇紅在2001年4月份以前正常情況下已經審核通過簽發出去，在4-5月份出現了問題，爆發了大量空頭支票。

　　4、邢宇紅對4-5月份爆發的空頭支票情況，及時采取了制止的行動，儀科惠光公司積極采取補救措施，6月份以后基本得到了控制

　　針對4-5月份爆發的大量空頭支票情況，財務助理總監邢宇紅多次口頭和書面（在支票申請單上）向林大兵提出了意見，要求停止簽發延期支票，以防止繼續出現空頭情況。林大兵采納了邢宇紅的意見（見邢宇紅口供第32-33頁、林大兵口供第10頁）。從5月份開始儀科惠光公司成立了由畢世龍牽頭負責的“付款協調辦公室”，采取“停止支付延期支票”、“與供貨商商量將已收取的支票暫時不入帳”、“以貼息方式給供貨商呈兌匯票”等多種應急的補救措施。因此，在2001年6月以后，儀科惠光公司基本沒有再對外簽發延期支票。到2001年7月以后，儀科惠光公司陸續與13家供貨商簽訂了“還款協議”或“還款計劃”。這些事實可以從本案30多名證人的證詞以及有關書證（還款協議等）中看出。

　　另外，本案認定的由何晉滬證實的金達融信計算機系統工程公司的9460496元貨款發生在2001年6月5日定貨，貨到后30天付款，即該公司于7月11日開始兩次給付支票，出現了空頭情況，但因邢宇紅2001年7月已離職，對此情況并不知悉，與邢宇紅無關，請合議庭予以注意。

　　5、邢宇紅作為聘用的財務人員，無權批準簽發支票

　　儀科惠光公司真正股東是林大兵、張亞雄、余晨光，而實際操縱儀科惠光的是林大兵，林大兵的未婚妻曾紅茹則為林大兵掌管著財務的實權。雖然儀科惠光公司為著管理的需要而有著嚴格的支票使用的流程：即：由公司商務中心負責進貨，商務秘書胡妮娜填寫支票領取單，附上貨物入庫單，由商務總監簽字后，報財務中心審核。但最終的審批人是林大兵，由曾紅茹根據林大兵的簽字填寫和簽發支票。沒有林大兵的書面簽字和外出時的電話確認，曾紅茹決不會簽出任何支票。而邢宇紅作為聘用的人員，并沒有控制財務支出，批準開立支票的實權。

　　對這一事實，劉崢、陳曉輝、邢志強、張亞雄、余晨光的證詞都給以了充分的印證，他們進一步證明，在儀科惠光公司林大兵是財務上的一支筆，公司財務章和支票都由曾紅茹一人保管。所有進貨付的支票，都要由林大兵批準，出貨30萬以上的必須由林大兵批準。銷售價格的上下線都由林大兵負責。

　　由此可知：儀科惠光公司在對外付款時，最終有權批準簽發支票的是儀科惠光公司的最大股東、儀科惠光公司的所有人林大兵，而不是只拿3000元工資的打工仔邢宇紅。因此，一審判決認定邢宇紅“批準開立”延期支票是錯誤的，邢宇紅是支票的“審核”人，而不是“批準”人。

　　6、本案沒有可以證實邢宇紅故意審核簽發空頭支票的任何一份證據

　　任何一份作為定案依據的證據，都必須是具體的，能夠拿到法庭上供當事人各方對質的，而不能是抽象、籠統、含混不清的。第一審法院只是籠統的、似是而非的認定邢宇紅“明知公司的財務狀況”……，而“仍批準大量開立延期支付的支票”，卻不能具體的指出邢宇紅“明知”公司的什么財務狀況 ，更不能指出具體哪一張支票是邢宇紅明知該帳戶“必定”透支而仍故意簽發的，不僅一審法院沒有在法庭上出示任何一份能夠證明邢宇紅有罪的具體的證據，今天的法庭上辯護人仍然沒有看到這些具體的、能夠證明邢宇紅具體實施了哪些犯罪行為的任何一份證據。甚至不能出示任何一份邢宇紅、林大兵和有關證人一致證實客觀存在的“支票申請單”。

　　綜上，邢宇紅在支票審核過程中沒有任何故意制造支票透支的主觀故意，也沒有實施任何故意制造支票透支的行為，2001年4-5月份儀科惠光公司爆發的大量空頭支票情況，不僅不是邢宇紅故意制造的，反而邢宇紅積極采取制止的行動。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實邢宇紅犯合同詐騙罪或票據詐騙等犯罪。

　　四、第一審判決書認定邢宇紅參與合同詐騙人民幣1929萬余元，沒有任何事實依據

　　辯護人堅持認為，邢宇紅不構成任何犯罪。

　　盡管如此，辯護人仍要指出，不管一審判決認定邢宇紅構成犯罪是否正確，認定邢宇紅參與合同詐騙1929萬元都沒有任何事實依據。辯護人僅列舉以下幾項事實，證明一審判決確認的合同詐騙1929萬元人民幣數額錯誤。

　　1、邢宇紅在2001年4月份因腿摔傷，持續一個多星期沒有上班；2001年5月邢宇紅休假到泰國旅游一個多星期沒有上班；2001年6月提出辭職后，多次請假經常不上班；2001年7月正式離職。一審判決的1929萬元金額有多少是邢宇紅不在崗期間簽發的支票呢？

　　2、先交貨后付款的涉及22家單位，涉案金額達9200968元。

　　3、交貨后沒有開支票的涉及9家單位，涉案金額達8877206元。與一審認定的相差很多。

　　4、邢宇紅沒有參與審核支票的（2001年6月簽訂合同，2001年7月11日給付支票，邢宇紅已經離職）金達融信計算機工程公司9460496元。

　　5、在一審認定的33個受害單位中，有10個單位是林大兵親自與受害單位談的合同條件或親自書寫還款計劃等。例如深州數碼、長城計算機北京微機公司等公司。長城公司的王臣證實，我們與林大兵就購銷事宜洽談，他保證我們計算機準時付款，7月22日我們要帳在五洲大酒店旁邊的餐廳，林大兵保證在8月10日前付我們50萬（在統計中，我們沒有將該長城計算機公司計入前面3、4兩項的先行交貨的單位之中）。僅此長城一戶，涉案金額就達120萬元。像這種林大兵早在合同訂立之前就親自出面，保證還款的情況，我們卻去指責邢宇紅事后審核那些“支票申請單”還有什么意義呢？

　　如果將3、4、5項相加，即：9200968＋8877206＋1200000＝19271874元

　　6、一審認定與炎黃新星公司的合作不構成犯罪，但在1929萬元的數字認定中卻包含3起炎黃新星公司數額。

　　 如此匡算，不能認定為邢宇紅的數額便基本與一審判決認定的1929萬元接近。可見，一審判決認定的1929萬元經不住推敲，該數額缺少事實依據。

　　五、儀科惠光公司及林大兵是否構成犯罪的有關問題

　　因辯護人不是儀科惠光公司和林大兵的辯護律師，對他們的有關情況沒有深入研究。但辯護人認為有以下幾點事實應當引起合議庭的充分注意：

　　1、儀科惠光公司成立于1997年，雖然注冊時50萬元注冊資金沒有完全到位，但其當時到位的30萬元實物和事后補足的資金，并不影響儀科惠光公司的合法存在。一直到2001年4月份以前，公司經營沒有出現大的違法行為；沒有出現大量的帳戶透支情況。根據不完全統計，本案33家被害單位中有23家都證明在2001年4月以前就與儀科惠光公司有業務往來，且都正常履行合同。

　　2、辯護人認為2001年4-6月份爆發的大量空頭支票事件的產生原因是：第一，錯誤的經營理念，林大兵為占有市場份額，片面追求營業額，忽視利潤的取得，以致公司缺少穩定后續的資金支持；第二，儀科惠光公司在國內計算機市場銷售方面已經占有了相當的市場份額，林大兵希望在香港上市沒有成功，后通過劉崢在香港與兩家公司商談并購融資事項，也未成功，導致儀科惠光公司資金量始終得不到補充；第三，在儀科惠光公司融資不成，資金緊缺的情況下，得實公司又通過法院查封儀科惠光公司的賬號，在中關村引發了一系列負面影響，造成資金的擠兌和貨物供應不足（前面已敘，不贅述），使儀科惠光公司雪上加霜。應該說得實公司查封是導致儀科惠光公司迅速倒閉的直接導火索，而林大兵錯誤的經營理念是造成公司倒閉的深層原因。

　　3、儀科惠光公司在出現了大量空頭支票后，聽取了邢宇紅等人的意見，采取了緊急措施加以控制，成立資金協調辦公室，采取合作等方式融資，承兌貼息匯票等方式，以致2001年6月份以后基本控制了“延期支票”的簽發。

　　4、本案33家企業并不是儀科惠光公司業務量的全部，根據邢宇紅在法庭上的供述，80%的供貨商得到了貨款，本案33家企業僅占全部業務量的20%，因此不能將這33家企業單獨提出來，孤立看待，不能因企業在經營中出現的難以避免的風險而客觀歸罪。

　　5、儀科惠光公司在2001年7月、8月案發之前，分別與13家企業簽訂了“欠款協議”或“欠款說明”。這一事實表明，欠款協議確立了儀科惠光公司作為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債權人并沒有喪失自己的債權，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向債務人索取。這是本案罪與非罪的本質的區別。詐騙犯罪是故意掩蓋事實真像，以虛構事實的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而欠款協議是真實的，承認自己的債務，并愿意在若干時間內償還。因此，至少對這些簽有“欠款協議”事實情節不應以詐騙犯罪處理。

　　六、邢宇紅的態度

　　無論邢宇紅是否構成犯罪，她都采取了非常積極的行動，配合公安機關的偵查。一審依據預審卷宗中有關《抓獲經過》否認了邢宇紅主動與公安機關聯系的情節，對此，辯護人專門向海淀分局經濟偵查大隊的偵查員吳海翔進行調查取證，證實邢宇紅確實是主動與公安機關聯系后被抓獲的。對此，請合議庭予以充分注意。

　　綜上所述，被告人邢宇紅沒有詐騙犯罪的主觀故意，也沒有實施具體的詐騙行為，其擔任儀科惠光公司財務助理總監審期間，沒有惡意的向供貨商審核簽發無法承兌的支票，邢宇紅不構成合同詐騙罪，也不構成票據詐騙罪。儀科惠光公司在案發前就主動與13家供貨商簽訂了欠款協議的行為同樣不構成合同詐騙罪。請合議庭認真審查邢宇紅在審核支票過程中的主觀心態和客觀行為，撤銷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書，宣告邢宇紅無罪。

　　辯護人：張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