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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介紹賄賂二審刑事判決書
時間：2020年11月29日 來源： 作者： 瀏覽次數：2941 收藏[0]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決 書
（2018）京刑終62號
抗訴機關（原公訴機關）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
原審被告人王欣，男，1968年3月28日出生，漢族，原系中國光大銀行濟南分行行長，戶籍地山西省太原市；因涉嫌犯行賄罪，于2016年3月24日被羈押，同年4月8日被逮捕，2017年12月29日被取保候審。
辯護人倪澤仁、利旭熙，北京市紫光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原審被告人王欣犯行賄罪、介紹賄賂罪一案，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作出（2017）京02刑初68號刑事判決。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內，原公訴機關提出抗訴，原審被告人王欣未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朱克非依法出庭履行職務，支持抗訴。原審被告人王欣及其辯護人倪澤仁、利旭熙均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經合議庭評議、審判委員會討論并作出決定，現已審理終結。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
一、王欣給予王霞錢款的事實
2007年，時任中國光大銀行（以下簡稱光大銀行）太原分行行長助理的被告人王欣與王霞相識。2009年七八月，王欣與王霞確定情人關系，雙方約定各自辦理離婚手續后結婚。王欣還把其銀行卡交給王霞，將工資、獎金等收入轉入該銀行卡中供王霞使用。
2009年底至2010年初，王欣向王霞請托，為其在職務提拔中謀取不正當利益，后王霞利用擔任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匯金公司）綜合部光大股權管理處主任、光大銀行董事一職所形成的便利條件，分別向中共光大銀行委員會書記、光大銀行董事長唐某，中共光大銀行委員會副書記、紀委書記林某請托，為王欣在職務晉升中謀取了不正當利益。期間，王欣分多次給予王霞錢款共計人民幣189．5萬元（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
2010年9月，王欣向朋友借款120萬元，匯入由王霞掌握的其名下的銀行卡中。王霞應王欣的要求，將該款匯入王霞母親的賬戶后提取了現金。
2009年2月至2010年11月，光大銀行濟南分行下屬支行在辦理兩筆業務過程中違規操作，造成16．7億元資金損失風險和案件風險（以下簡稱“齊魯事件”）。2010年12月，公安機關調查相關案件時，“齊魯事件”爆發，光大銀行隨即開展調查工作。時任中共光大銀行濟南分行委員會副書記（主持工作）的王欣面臨被追究相關責任的風險。王欣遂向王霞請托向唐某、林某及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監會）股份制銀行部處長孫某說情，在“齊魯事件”的處理中對其免于或從輕追責。王霞應王欣的請托，幫助王欣向上述人員說情，并將其參加相關會議得知的“齊魯事件”的調查處理信息實時告知王欣。2012年1月，王欣因“齊魯事件”受到通報批評，扣減績效工資3萬元的問責處理。
2011年8月，王欣向王霞轉賬匯款30萬元；同年10月，王欣向王霞轉賬匯款40萬元。
2011年和2012年，王欣先后兩次起訴離婚，但均以撤訴告終。2012年9月，王欣向他人借款230萬元，通過轉賬方式給予王霞。2012年10月，王欣與王霞結束情人關系。
二、王欣介紹王霞收受馬某錢款的事實
2005年7月，光大銀行聘請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從事年度審計工作。此后，光大銀行每年都對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年度工作進行評價，并根據評價結果，經管理層、董事會審議后決定是否續聘。2007年，王霞作為匯金公司派駐的董事進駐光大銀行，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宋某定期向董事匯報審計工作時跟王霞相識。
2011年，被告人王欣為幫助其朋友馬某的親屬進入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介紹馬某向王霞請托。王霞經王欣的介紹后，接受馬某的請托，向宋某打招呼，安排請托人馬某的親屬進入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為此，馬某給予王霞錢款20萬元。
2016年3月24日，被告人王欣被抓獲歸案。
一審法院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有書證、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等。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欣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為此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賄賂款189．5萬元，其行為已構成行賄罪，依法應予懲處。被告人王欣雖具有通過行賄謀取職務提拔的從重情節，但鑒于本案的具體情況，被告人王欣所犯行賄罪情節輕微，且到案后能夠如實供述所犯罪行，依法對其免予刑事處罰。故判決如下：被告人王欣犯行賄罪，免予刑事處罰。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的抗訴意見為：原判認定事實有誤，適用法律錯誤，量刑明顯畸輕。主要理由如下：
（一）原判未認定王欣給予王霞420萬元錢款的事實，屬于認定事實有誤。本案中，王欣與王霞的確曾存在情人關系，但在王欣已有銀行卡交由王霞使用的情況下，仍多次從客戶、朋友處大額借款給予王霞；王欣兩次起訴離婚均以撤訴告終，二人財產也未混同；王欣給予王霞錢款的方式也與其他特定關系人存在明顯差異，情人關系的存在并不排斥權錢交易的存在，屬于“多因一果”的因果關系。現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王欣應對全部指控事實承擔責任。
（二）原判未認定王欣介紹王霞收受馬某錢款的事實，屬于適用法律錯誤。王霞作為光大銀行控股股東匯金公司派出董事，代表匯金公司參加董事會發表意見、行使權利，其對于光大銀行年度審計工作具有相應表決權，即負有決定國有銀行委托審計工作的職權，且該事務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公共事務”。在案證據證明，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系光大銀行2005年至2014年年度審計會計師事務所。按照規定，經管理層、董事會審議，光大銀行需每年對在任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續聘，同時，會計師事務所需定期向股權董事匯報工作情況。王霞與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宋某由此相識，也正是由于王霞所具有的職權，宋某才應王霞要求，為馬某親屬入職提供幫助。王欣為幫助馬某親屬入職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介紹馬某向王霞行賄，符合介紹賄賂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予以認定。
（三）原判對王欣減少認定犯罪金額及罪名，導致量刑明顯畸輕。王欣行賄600余萬元，情節特別嚴重，應當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介紹賄賂20萬元，情節嚴重，應當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使按照一審判決所認定王欣行賄189．5萬元的犯罪事實，亦屬于情節嚴重，應判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時王欣亦具有通過行賄謀取職務提拔、調整的從重處罰情節。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意見為：原審被告人王欣雖然與王霞具有一定的情感關系，但王欣在二人相處期間多次向他人借款后給予王霞大額財物，并請托王霞為其職務晉升和減免領導責任提供幫助，王欣的行為構成行賄罪，一審判決未能準確評價王欣的整個行為性質，造成減少部分犯罪事實。同時，王霞經王欣介紹，利用其對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年度工作進行評價及是否續聘上的一定決策權，幫助馬某親屬入職畢馬威事務所，并收取20萬元財物，王欣的行為應認定為介紹賄賂罪。
原審被告人王欣表示認可一審判決。
王欣的辯護人提出如下辯護意見：1、一審判決對王欣給予王霞420萬元不屬于行賄的認定，定性準確，說理充分。2、一審判決認定王欣不構成介紹賄賂罪，適用法律正確，法律論證充分。3、王欣在偵查階段和一審期間均能如實供述罪行。4、本案存在情人關系和非典型的權錢交易，對受賄人王霞判處緩刑，對行賄人王欣免予刑事處罰，符合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
本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一致。認定上述事實的全部證據，已經一審法院庭審質證屬實后予以確認，本院經審核屬實亦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原審被告人王欣向國家工作人員王霞介紹賄賂，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介紹賄賂罪，依法應予懲處。
對于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所提抗訴理由及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的支持抗訴意見，本院綜合分析評判如下：
（一）如何看待王欣給予王霞609．5萬元錢款的性質
本案中，檢察機關認為王霞與王欣之間雖然具有情人關系，但并不排斥權錢交易的存在，屬于“多因一果”。具體到個案中，要綜合考慮二人間的情感背景、經濟往來情況、請托事項與收取財物的對應關系等多方面因素。一審判決也認為，在案證據證明王霞與王欣存在情人關系期間，王欣同時具有基于二人感情因素給予王霞錢款及基于行賄故意給予王霞錢款的可能性。因此，判斷王欣是基于何種原因給予王霞錢款，即認定王欣給予王霞的錢款為行賄款還是情人之間的贈予款應同時考慮以下兩個方面：其一，王欣是否實施了請托行為，王霞是否實施了謀利行為和受財行為；其二，請托行為、謀利行為和受財行為是否具有較為明顯的對應性。如果王欣給予王霞錢款的同時伴隨著相應的請托事項和謀利行為，二者的聯系緊密且明顯，可以認定此時王欣給予王霞錢款的主要目的是行賄；反之，如果王欣給予王霞錢款時并未有明確的請托、謀利事項與之相對應，王欣具有因感情因素而給予王霞錢款的可能性，故無法認定王欣是基于行賄故意而給予的該筆錢款。一審法院據此僅認定王欣于2009年11月和12月給予王霞189．5萬元構成行賄罪。
本院認為，首先，受賄罪的本質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權錢交易，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因此，不能在不考察上述法益是否被侵犯的情況下，僅以國家工作人員受財就一概認定為受賄罪。其次，無論是事前受財還是事后受財，并不影響受賄罪權錢交易的行為本質，二者沒有實質區別。從財物性質上看，二者都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財物與職務行為形成了對價關系。因此，試圖從受財行為與請托事項在具體發生時間的先后順序中判斷二者的對應關系既不嚴謹，也無必要，甚至還很困難。再次，從本案客觀事實來看，在2009年8月至2012年10月長達三年時間內，王霞與王欣二人從戀愛交往、約定各自離婚、購置“婚房”后同居、為子女出國籌備留學費用、直至最后分手，除已經指控的涉案大額資金外，王欣交予王霞使用的兩張銀行卡中，王欣共轉入98．86萬元，對此檢察機關并未指控。倘若認為情人關系不排斥權錢交易的存在，則應將該部分金額一并計入行賄金額，說明檢察機關認為該部分金額雖系情人間的贈予，但不屬于權錢交易；倘若要針對每一筆錢款均審查是否存在對應的謀利事項并據此來認定受賄金額，又會因審查人的主觀判斷差異導致缺乏統一的客觀標準。這恰恰說明，王霞受財行為與王欣請托事項之間的對應關系并不清晰、明確，不能排除二人以結婚為目的共同生活的合理懷疑。倘若最終王欣與王霞結為夫妻，雙方間的財物往來就會成為二人的共同財產，二人就成為真正的利益共同體，對外可視為一人，就更不存在權錢交易。在王欣給付王霞錢款的真實原因問題上，根據現有證據不足以排除合理懷疑，得出具有唯一性的結論，事實上無論是一審判決還是檢察機關都采取了自相矛盾的認定標準。最后，由于王霞按照約定先與前夫離婚，后王欣在王霞的壓力下曾兩次起訴離婚，直至2012年6月王欣在保證書中仍承諾盡快娶王霞為妻，二人存在長期的同居生活，個人財產存在混同的情況，應當考慮二人具有重組家庭的計劃和感情基礎。在此情形下，情人一方為另一方在事業提拔和責任追究方面建言獻策、通風報信、出面斡旋有關領導，雖有違紀之嫌，但確屬人之常情。王霞與王欣主觀上并未將其視為一種交易，而是情感因素驅使下的自愿付出，因此不屬于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收買。綜上，王欣給予王霞609．5萬元錢款的行為不應認定為行賄。
（二）如何評價王欣介紹王霞收受馬某錢款的性質
一審判決認定，王霞作為光大銀行董事，對與光大銀行存在合作關系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具有一定的制約，但該種制約應認定為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業務制約關系，并非刑法意義上的隸屬、制約關系。王霞并不具有安排請托人的親屬進入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職權，故王欣為幫助馬某謀取不正當利益，介紹馬某向不具有相應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未滿足介紹賄賂罪的構成要件。但此種理解顯然忽視了王霞所具有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和影響力，且不能合理解釋王霞收受他人用于請托事項的巨額財物的合法性問題。表面上看，光大銀行與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是以合同作為雙方合作的依據，二者是一種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合同關系。但根據光大銀行出具的說明，2005年至2014年間，光大銀行董事會每年會對聘請的會計師事務所年度工作進行評價，根據評價結果，經管理層、董事會審議后決定是否續聘。王霞作為光大銀行董事，必然對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是否能續簽與光大銀行的合同具有一定的決定權。同時，會計師事務所需定期向股權董事匯報工作情況，王霞與事務所合伙人宋某由此相識。宋某之所以答應王霞的請托要求，并非基于其本人與王霞之間的職務隸屬關系，而是基于王霞對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整體業務能否繼續開展的部分決定權。因此，王霞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在利用此項職務便利的情況下，非法收受馬某一方給予的感謝費20萬元，為請托人馬某的親屬謀取利益，完全符合受賄罪的犯罪構成。僅僅認為王霞依靠人際關系幫忙遞交簡歷就安排他人入職，顯然不能解釋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在未付出相應勞動的情況下收受他人20萬元的合法性。相應對于王欣而言，其向馬某介紹王霞，并在此過程中牽線搭橋，促成行受賄事實發生，其行為應認定為介紹賄賂罪。
（三）一審量刑是否適當
本院認為，王欣介紹個人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20萬元，屬于情節嚴重，依法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審法院對于王欣介紹賄賂的事實未予認定，系定性有誤，應予糾正。但考慮其在介紹賄賂中作用并不突出，并未實際參與賄賂款的交接，到案后能如實供述所犯罪行，根據刑法第三十七條，可認為犯罪情節輕微，一審對其免予刑事處罰，并無明顯不妥。
綜上，一審法院根據原審被告人王欣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所作的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惟對部分犯罪事實的法律適用有誤，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對于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的抗訴理由及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的支持抗訴意見，本院不予采納。王欣的辯護人所提合理辯護意見，本院酌予采納。據此，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二條第一款，第三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7）京02刑初68號刑事判決。
二、原審被告人王欣犯介紹賄賂罪，免予刑事處罰。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朱錫平
審判員 鄧 鋼
審判員 許 秀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書記員 張 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