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焦點】行為人在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實施引見、溝通、撮合，并從中獲取利益，該行為是否構成介紹賄賂罪？審判機關對于已超過追訴時效的介紹賄賂罪的犯罪行為人應如何裁決？

　　【案例要旨】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8年頒布的《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中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索取他人財物的是受賄罪。與以上人員相勾結受賄的，以共犯論處。對于行為人在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實施引見、溝通、撮合，并從中獲取利益的，是否認定其構成介紹賄賂罪，關鍵在于判斷其介紹賄賂的對象是否為法律規定的受賄罪的犯罪主體。由于我國1979年刑法未規定公司工作人員受賄為犯罪，如果該行為人介紹對象為公司工作人員的，應認定其不構成犯罪。如果介紹對象為國家工作人員，則根據1979年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三款之規定，應認定其構成介紹賄賂罪。我國刑法規定，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犯罪，經過五年都不再追訴。但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以后，逃避偵察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對于已超過追訴時效的犯罪行為人來說，如果其沒有被采取過任何強制措施，也沒有重新犯罪的，不得再追究其刑事責任。但對于其非法所得，應當依法收繳。

　　孫愛勤介紹賄賂案

　　公訴機關：江蘇省鎮江市京口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孫愛勤，男，47歲，原系江蘇省鎮江市城市建設綜合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兼拆遷安置事務所主任，因本案于2001年6月21日被拘留。

　　辯護人：周羽正、戎浩軍，南京三法律師事務所律師。

　　江蘇省鎮江市京口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孫愛勤犯受賄罪、公司人員受賄罪，向鎮江市京口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起訴書指控：1993年4月，鎮江市供銷社房地產開發公司(現名神龍房地產開發公司，集體所有制企業，以下簡稱供銷公司)與掛靠在鎮江市振華房屋開發公司(以下簡稱振華公司)的劉以江聯合開發健康路8號地塊。業務過程中，被告人孫愛勤伙同供銷公司副經理朱錦順等人，利用朱錦順的職務便利，共同收受劉以江賄賂的20萬元，孫愛勤將其中的5萬元占為已有。1994年6月，鎮江市丹徒縣房地產管理局(以下簡稱丹徒房管局)與劉以江聯合開發健康路17號地塊。業務過程中，孫愛勤又伙同丹徒房管局局長周偉，利用周偉的職務便利，先共同收受劉以江賄賂的10萬元，二人各分得5萬元；后孫愛勤單獨收受了劉以江賄賂的8萬元。孫愛勤伙同朱錦順等人收受賄賂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的規定，構成公司人員受賄罪；孫愛勤伙同周偉以及單獨收受劉以江賄賂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的規定，構成受賄罪。孫愛勤一人犯兩罪，應當數罪并罰，請依法判處。

　　公訴機關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證據：

　　1、證人劉以江的證言，主要內容是：1993年底我掛靠振華公司期間，通過戰友從部隊拿到健康路8號地皮的批文。這塊地上當時有一座小二層樓需要拆遷，是通過當時任拆遷辦主任的孫愛勤幫忙拆遷的，因此認識了孫愛勤。我因無資質和能力開發這塊地皮，就請孫愛勤給找一家有實力的開發商，把這個項目轉讓出去，條件是除地皮費用以外，要轉讓費50萬元．孫同意。孫先聯系了京京開發公司的陸廣裕，因陸作不了主，孫又聯系了振華公司的朱錦順。開始是我委托孫愛勤、陸廣裕與朱錦順談，地價一共算250萬元，這個價碼是我提出來的。我告訴孫愛勤，要250萬元我就賺錢，事成以后有你們的好處。他們談得差不多時，孫愛勤叫我出場，與朱錦順和他們公司的經營科長一起簽了協議。我又對他們講，我不會虧待你們。土地轉讓費劃過來后，我從中提取20萬元現金送給了孫愛勤，叫他給他們幾個人分分。

　　2、證人朱錦順的證言，主要內容是：1993年3—4月份，我剛調到振華公司任副主任，很想做成一些業務，就找到孫愛勤，請他幫忙介紹。因為孫是市拆遷辦的副主任，認識的開發商多，信息廣。孫向我介紹了健康路8號這塊地皮，說是劉以江的，問我愿意不愿意要。與劉接觸后，劉說這塊地皮要250萬元。我認為我們可以賺錢，就接下來并簽了協議。后來聽孫愛勤說，劉以江答應給我們一筆費用。我認為這是“回扣”，但我和孫愛勤、劉以江事前沒有商量過拿“回扣”的事。有一天晚上，孫愛勤打電話叫我，我就和我公司的王本勛一起到孫家。在孫家樓下，孫給了我和王本勛每人5萬元現金，說是劉以江給我們的，并且說劉一共給了20萬元。開發這塊地皮，我公司賺了100多萬元，孫愛勤從中起了介紹和引見的作用。

　　3、證人王本勛的證言，主要內容是：我任振華公司經營部經理期間，朱錦順叫我協助他辦開發健康路8號地皮的事。有一天晚上，朱錦順叫我和他一起去孫愛勤家，孫把一包東西給了朱錦順。下樓后，朱從這包東西中拿出一沓錢給我，讓我先拿著，我就收下了，回來數是5萬元。以后我問朱錦順，這5萬元是怎么回事?朱說這錢是劉以江給的。劉從部隊上弄的地皮便宜，他賺了錢，拿出些錢來撒撒。朱還說，劉以江給我公司轉讓地皮這件事，是孫愛勤從中周旋，孫愛勤也得到了錢。

　　4、證人陸廣裕的證言，主要內容是：我早就認識劉以江，當時他是轉業軍人，說他準備搞房地產，請我幫忙，我同意。孫愛勤我也是早就認識，因為都在一個系統。有一天孫愛勤對我說，他有一個朋友要搞房地產，但什么都不懂，又沒有人，想讓我和這個人見見面。一見面才知道是劉以江。劉說部隊要搞開發，他已經和部隊談好一塊地皮，叫我去看看。我看過后告訴他們，這塊地皮位置好，蓋了房子不愁賣。劉以江從部隊拿到批文后，孫愛勤對我講，讓我幫劉以江找一家有實力的合作伙伴，并建議我去找一下以前和我在一起的朱錦順。我就向朱錦順介紹了劉以江這個項目，朱聽后說一起談一談。后來談成了，孫愛勤對我講：“老劉這個人爽氣，他說不會虧待我們。”有一天晚上，孫愛勤打電話叫我去他家，我去后，劉以江也來了。孫愛勤就讓我們二人到外面，劉以江把一個袋子給了孫愛勤，說：“你們幾個人的都在里面。”我說：“這是什么意思?”劉說：“這個不是事先說好的嗎。我說話算數，你就不要客氣了。”說完他就走了，孫給了我5萬元。

　　5、被告人孫愛勤的供述，主要內容是：1993年下半年，劉以江從部隊搞到一塊地皮，要開發商品房。但劉沒有資質，也沒有能力開發。我是搞拆遷工作的，與鎮江市的房屋開發商比較熟，劉就托我找人。我先幫他找了陸廣裕，由于陸不合適，我又幫他找了朱錦順，朱錦順認為這塊地可以搞。在朱錦順、王本勛、陸廣裕、劉以江他們商談過程中，我參加幾次。正式商談地價時，朱錦順還價，劉以江說：“地價250萬元，就這么定了。你們幾個我是不會虧待的。”我也附和著說；“就這樣吧。”有一天晚上，劉以江給我打電話，意思是給我送錢。他把我叫到樓下，給我一只塑料袋，里面裝著20萬元。后來我把這些錢分給朱錦順、王本勛、陸廣裕每人5萬元，我留下5萬元。

　　6、證人劉以江的證言，主要內容是：孫愛勤以前和我哥哥劉以鎮是鄰居，我去我哥哥家打牌時認識孫愛勤，但那時沒有交往。在開發健康路8號地皮的過程中，孫愛勤幫助我找到朱錦順。健康路17號地皮是我跟軍區文化站簽訂協議共同開發，由于在開發過程中情況發生變化，我前期投入的資金不產生效益，就又讓孫愛勤幫助聯系了丹徒房管局的局長周偉。我當時提出來這塊地皮要有500萬元資金才能合作，但周偉認為有300萬元就可以運作了，我就同意周偉把300萬元資金付到我賬上，他們進場開發、建筑、銷售，與部隊的經濟往來由我負責。我和房管局的合作很成功。為此，我叫孫愛勤、周偉和我一起去上海，在上海我給了他們10萬元；第二次是我開車到孫家樓下，叫孫出來到我車里，我給了他8萬元。這8萬元孫愛勤是否分給周偉，我不知道。我給孫錢，一是因他幫助我找到了合作開發伙伴，我要向他表示感謝；二是我很想交孫愛勤這個朋友。

　　7、證人周偉的證言，主要內容是：1994年初，通過孫愛勤認識劉以江。孫愛勤介紹我們認識后，我就和劉以江談合作開發健康路17號地皮的事，孫愛勤沒有參加。有一次，劉讓我和孫愛勤與他一起去上海。在酒店吃完飯我正準備洗澡，劉以江拿著一包報紙包的東西進入我和孫愛勤住的房間說：“這點錢你們拿去買東西。”我看紙包比較大，知道錢不少，就說：“買東西有個一兩萬就行了。”然后就去洗澡。我洗澡出來，孫愛勤從他的被子底下拿出5沓錢(每沓1萬元)給我。我當時對孫說：“你反正是介紹人，沒什么事。我在開發的這個房子上還要與劉以江打交道，萬一他不按協議辦，我們單位不好交代。我拿上2萬元就行了。”孫說沒事，他把5萬元給了我。除這5萬元以外，我和劉以江再沒有其他經濟來往。

　　8、被告人孫愛勤的供述，主要內容是：1994年劉以江從部隊上搞到第二塊地皮，又托我聯系開發單位，說不會虧待我，我就幫助他聯系了周偉。談判過程中我參加過，劉以江要五五分成，周偉要四六分成。劉以江就托我給周偉說說，我給周偉說過后，協議是按五五分成簽訂的。此后有一天，劉以江叫我和周偉去上海。在賓館，他當著周偉的面，把一只裝有10萬元的塑料袋交給我，并說你們兩人分分。周偉當時還對他講，不要這么客氣。當晚，我就將其中5萬元交給周偉。這件事過后3—4個月，劉以江又給我打電話，約我在我家樓下見面。在他的汽車上，他把一只裝有8萬元現金的塑料袋交給我。我連家都沒有回，就直接到周偉家。當時他妻子在家。給周偉4萬元時，沒有當著周偉妻子的面。在和劉以江來往過程中，我沒有違反原則幫劉以江的忙。只是在他開發過程中，我多次到過他的工地，幫助他解決一些拆遷釘子戶的矛盾。

　　被告人孫愛勤辯稱：我只是給劉以江聯系過開發商，是私人幫忙性質。我沒有利用過我職務上的便利，為劉以江在拆遷上出過力或者謀取過什么利益，況且我那時的職務只是開發辦下屬的拆遷辦副主任，想幫忙也幫不上。再有，4萬元我確實交給周偉。對指控的其他事實，沒有異議。

　　孫愛勤的辯護人提出：1、孫愛勤與朱錦順之間沒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也不存在共同的犯罪行為，孫愛勤從中只起了介紹作用，其行為不能構成公司人員受賄罪。2、孫愛勤與周偉之間沒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觀上孫愛勤也沒有參加周偉與劉以江之間的交易過程，其行為不構成受賄罪。3、收劉以江后來送的8萬元，將其中4萬元轉交給周偉，是孫愛勤主動講出來的，不存在避重就輕的問題。不能因為周偉不承認，就認定這8萬元都是孫愛勤所得。

　　江蘇省鎮江市京口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除認定在劉以江賄賂的8萬元中，被告人孫愛勤占為已有的是4萬元以外，確認了公訴機關指控的其他事實屬實。

　　江蘇省鎮江市京口區人民法院認為：

　　關于被告人孫愛勤收受劉以江賄賂款8萬元的去向，孫愛勤說將其中4萬元送給了周偉，而周偉否認。除孫愛勤的供述與周偉的證言外，此事無其他證據證實。因周偉與孫愛勤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利害關系，周偉的證言不能采信。因此，公訴機關指控孫愛勤將收受的8萬元全部占為已有，證據不充分。對孫愛勤在此事上的辯解，應予采納。

　　1997年10月1日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二款規定：“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此條罪名為公司人員受賄罪。

　　在刑法修訂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第九條規定；“公司董事、監事或者職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賄賂，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這條規定的罪名是商業受賄罪。第十四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業職工有本決定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的犯罪行為的，適用本決定。”

　　被告人孫愛勤伙同朱錦順、周偉，并分別利用朱、周二人的職務便利，非法收受劉以江的錢財，為劉謀取利益，其行為觸犯刑法，構成共同犯罪。但是，孫愛勤的行為發生于刑法修訂施行前，應當依照1979年刑法和《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定罪量刑。對孫愛勤伙同朱錦順，利用朱錦順的職務便利非法收受劉以江錢財的行為，應當認定構成商業受賄罪；對孫愛勤伙同周偉，利用周偉的職務便利非法收受劉以江錢財，為劉謀取利益的行為，應當認定構成受賄罪。孫愛勤一人犯兩罪，應當數罪并罰。孫愛勤的犯罪所得，應當依法追繳。

　　綜上，江蘇省鎮江市京口區人民法院于2001年11月15日判決：

　　一、被告人孫愛勤犯商業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并處沒收財產l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年，并處沒收財產1萬元。

　　二、被告人孫愛勤犯罪所得14萬元予以追繳。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孫愛勤不服，以其不是共同犯罪，其行為不構成商業受賄罪及受賄罪為由提出上訴。孫愛勤的辯護人也認為，孫愛勤的行為只應認定為介紹賄賂罪，且本案已過追訴時效，應宣告無罪。

　　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

　　關于因開發健康路17號地塊，劉以江第二次送給上訴人孫愛勤現金8萬元，此事有劉以江的證言和孫愛勤的供述證實，足以認定。孫愛勤供述，這8萬元中的4萬元轉送給了周偉。此事只有孫愛勤的供述，不能認定。據此認定的本案事實是：1994年5月經孫愛勤介紹，丹徒房管局局長周偉與掛靠在振華開發公司的劉以江洽談后，聯合開發鎮江市健康路17號地塊。事后，劉以江送給孫愛勤10萬元，孫愛勤當即轉送給周偉5萬元，自得5萬元。同年10月，劉以江又送給孫愛勤8萬元。此外，孫愛勤還于1993年4月，介紹并促成供銷公司的副經理朱錦順與劉以江聯合開發鎮江市健康路8號地塊，期間孫愛勤收受了劉以江的現金5萬元。

　　修訂后的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本案發生于修訂后的刑法施行以前，應當適用1979年刑法的規定。

　　1979年刑法中沒有規定公司工作人員受賄為犯罪。1988年1月21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四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以共犯論處；”“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

　　上訴人孫愛勤在劉以江托其幫忙介紹開發單位時，介紹并引見劉以江與朱錦順、周偉二人相識。促成他們之間的聯合開發后，孫愛勤收受了劉以江所送的現金，并分別轉送給朱、周等人。孫愛勤事先沒有與朱錦順、周偉共謀收取劉以江的好處，也沒有與劉以江共謀給朱、周二人送禮。因此其主觀上，既不具有與他人共同受賄的故意，也不具有與他人共同行賄的故意。客觀上，孫愛勤只是在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實施了引見、溝通、撮合的行為，既不是共同行賄，也不是共同受賄，而是介紹賄賂。

　　朱錦順是集體所有制的公司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收受回扣，按照《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四條的規定，這種行為應以受賄論處。但是修訂后的刑法規定的受賄罪，其主體必須由國家工作人員構成。朱錦順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按照修訂后刑法的規定，其行為已經不能構成受賄罪。《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雖然規定“公司董事、監事或者職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賄賂，數額較大的”構成商業受賄罪，但該決定是從1995年2月28日公布施行的，對發生于1993年的這種行為不能適用。朱錦順收受劉以江賄賂的行為尚且不能構成犯罪，上訴人孫愛勤向其介紹賄賂，當然也不構成犯罪。一審認定孫愛勤是商業受賄罪的共犯，是定性錯誤。

　　周偉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上訴人孫愛勤向周偉介紹賄賂，其行為觸犯了1979年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三款的規定，構成介紹賄賂罪，應當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在介紹賄賂過程中分得的5萬元，是違法所得。

　　無論根據1979年刑法第七十六條的規定，還是根據修訂后刑法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犯罪，經過五年都不再追訴。1979年刑法第七十七條還規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以后，逃避偵察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第七十八條規定：“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在追訴期限以內又犯罪的，前罪追訴的期限從犯后罪之日起計算。”上訴人孫愛勤于1994年6月犯介紹賄賂罪，至2001年6月21日被拘留。期間，孫愛勤沒有被采取過任何強制措施，也沒有重新犯罪。根據1979年刑法，介紹賄賂罪的五年追訴期限已過，依法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責任。但是其違法所得，應當依法追繳。

　　綜上所述，上訴人孫愛勤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于法有據，應當采納。一審判決認定孫愛勤犯商業受賄罪、受賄罪，是適用法律不當，應當糾正。據此，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于2002年9月25日判決：

　　一、撤銷一審刑事判決；

　　二、上訴人孫愛勤無罪；

　　三、上訴人孫愛勤的違法所得5萬元，予以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