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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維發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二審刑事裁定書
時間：2020年11月28日 來源： 作者： 瀏覽次數：5298 收藏[0]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書
（2019）鄂刑終295號
原公訴機關湖北省黃石市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涂維發，男，漢族，1954年6月19日出生于湖北省京山縣，碩士研究生，原鄂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住鄂州市鄂城區鳳凰路蓮花池小區******。2014年9月25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9日被逮捕。現羈押于陽新縣看守所。
辯護人王彥明，湖北江衡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朱東升，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
湖北省黃石市人民檢察院指控原審被告人涂維發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案，黃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5）鄂黃石中刑初字第00043號刑事判決。涂維發不服，提出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經審閱卷宗材料，審查上訴理由，依法決定不開庭審理。合議庭依法訊問了上訴人，聽取了辯護人意見，核實了全案證據，對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了全面審查。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判決認定：
（一）受賄事實
2001年至2014年，被告人涂維發在湖北省鄂州市擔任鄂城區委書記、鄂州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組織部長、市委副書記、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還利用本人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他人賄賂人民幣182.4萬元（除特別注明外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美金2000元及價值5.66萬元的購物卡，折合共計189.67838萬元。具體事實如下：
1.2012年3月至8月期間，被告人涂維發受鄂州市銀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銀龍地產公司）法定代表人楊某1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該公司“銀海龍城”項目上調容積率、變更山體規劃以及推動周邊道路建設提供幫助，先后二次收受楊某1給予的共計50萬元。
2.2003下半年至2014年間，被告人涂維發受湖北人信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鄂州人信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1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上述公司在鄂州市花湖開發區投資開發的“人信?假日威尼斯”房地產項目提供幫助，先后十七次收受李某1給予的共計21.3萬元及價值1.96萬元的購物卡。2009年和2013年涂維發因李某1小孩生日、升學等送給李某18000元。綜上，涂維發收受賄賂折合共計22.46萬元。
3.2011年至2013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受湖北馳恒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推薦王某擔任鄂州市人大常委會委員、連任鄂州市人大常委會城鄉建設與環境資源保護委員會委員等事宜提供幫助，并承諾為王某征地提供幫助，先后八次收受王某給予的共計11.4萬元。
4.2011年至2013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受鄂州市遠大紙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某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熊某在企業改制、返還土地出讓金、獲取技改貸款貼息資金等方面提供幫助，先后三次收受熊某給予的共計4萬元。
5.2009年至2013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受湖北鄂州武昌魚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付小安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付小安在企業經營、同事子女讀書等事情上提供幫助和支持，先后十二次收受付小安給予的共計3.9萬元。
6.2012年至2013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應鄂州市華綠肉類食品有限責任公司實際控制人劉某1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該公司獲取2012年度和2013年度技改貸款貼息資金提供幫助，先后三次收受劉某1給予的共計3萬元。
7.2009年至2014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受湖北大豐牧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楊某2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該公司養豬場建設及修建水泥路獲取補助資金之事提供幫助，先后十六次收受楊某2給予的共計2.2萬元和價值2.2萬元的購物卡。2011年下半年，涂維發受邀參加楊某2兒子婚禮時送給楊某23000元。綜上，涂維發收受賄賂折合共計4.1萬元。
8.2005年至2013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受吳某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吳某在承攬樊口大橋工程、投資拿地等方面提供幫助，涂維發還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吳某銷售家具提供幫助，為此先后十五次收受吳某給予的共計32萬元。
9.2005年至2013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受劉某2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劉某2的職務調整、晉升提供幫助，并先后三十次收受劉某2給予的共計10.6萬元。
10.2004年至2012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應李某2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李某2的工作調動和職務調整、晉升提供幫助，先后二十六收受李某2給予的共計9.4萬元。
11.2001年至2013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受楊某3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楊某3的職務調整、晉升提供幫助，并先后三十五次收受楊某3給予的9.3萬元、美元2000元。2008年及2012年涂維發因楊某3女兒上學、母親生病去世等事由，送給楊某38000元。綜上，涂維發收受賄賂折合共計10.11838萬元。
12.2007年至2013年間，被告人涂維發受譚某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譚某的職務調整提供幫助，并先后十九次收受譚某給予的共計7萬元。
13.2007年至2014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受柯某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柯某的職務晉升、調整提供幫助，并先后二十五次收受柯某給予的共計6.1萬元和價值9000元的購物卡，折合共計7萬元。
14.2007年至2012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受余某的請托，利用本人職務便利，為余某的職務調整、晉升提供幫助，并先后十二次收受余某給予的共計5.4萬元。
15.2008年至2013年間，被告人涂維發受尹某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尹某的職務調整、晉升提供幫助，并先后十六次收受尹某給予的共計5.4萬元。
16.2008年至2013年期間，被告人涂維發受胡某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胡某及其下屬的職務調整、晉升提供幫助，并先后十一次收受胡某給予的共計3.3萬元及價值6000元的購物卡，折合共計3.9萬元。
（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事實
被告人涂維發的家庭總財產為322.465209萬元，涂維發家庭總支出為1241.943685萬元，該兩項之和為1564.408894萬元；涂維發受賄所得折合189.67838萬元，涂維發家庭能夠說明來源的其他收入數額為1036.373565萬元，該兩項之和為1226.051945萬元。涂維發對差額338.356949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舉證、質證的書證、證人證言、審計鑒定報告、被告人供述等證據證實。
原審法院認為，被告人涂維發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還利用本人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共收受他人賄賂折合189.67838萬元；涂維發的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且差額巨大，其本人對價值338.356949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故其行為分別構成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涂維發犯有數罪，依法數罪并罰。涂維發的受賄數額在150萬元以上不滿300萬元，且具有為多名行賄人員謀取職務提拔、調整的特別嚴重情節，依法應升檔量刑。涂維發的親屬主動向紀檢機關退贓，量刑時酌情考慮。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五條、第六十四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三款第（三）項、第三條第三款、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之規定，判決：一、被告人涂維發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五十萬元；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五十萬元；二、依法追繳被告人涂維發受賄所得人民幣一百八十九萬六千七百八十三元八角、來源不明的財產人民幣三百三十八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元四角九分及孳息，上繳國庫。
上訴人涂維發及其辯護人提出：1.據以指控涂維發的訊問筆錄、詢問筆錄均系非法證據，應全部排除，原判認定偵查機關取證合法的結論錯誤。2.偵查機關偽造了2014年3月20日訊問楊四海的筆錄。3.本案16位證人證言的內容不實，應通知全部證人出庭作證。4.所有財務憑證與指控的受賄金額沒有關聯性，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5.原判從楊某3、楊某2、李某1送給涂維發的款項中扣除涂維發回饋的禮金，認定剩余款項為受賄款，系事實不清。6.指控的受賄行為均發生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前，原判適用該解釋錯誤。7.原判認定涂維發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請求撤銷原判，改判涂維發無罪。
經審理查明，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所采信的證據均經一審當庭舉證、質證，其來源合法、內容真實、與本案關聯。本院經依法全面審查，對上述事實及證據予以確認。
針對上訴人所提上訴理由及辯護人所提辯護意見，根據本案的事實和證據，依照有關法律規定，本院評判如下：
1.關于涂維發及其辯護人提出據以指控涂維發的訊問筆錄、詢問筆錄均系非法證據，應全部排除，原判認定偵查機關取證合法錯誤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審查：（1）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證明，訊問時偵查人員沒有刑訊逼供或者以其他非法方法取證，涂維發舉止正常，訊問結束后核對筆錄并簽名捺印確認。少部分訊問錄像沒有聲音，無法核對訊問筆錄內容的真實性，對相應部分的訊問筆錄不予采信；訊問筆錄個別內容與訊問錄音錄像存在差異的，以訊問錄音錄像為準。對涂維發其他庭前供述予以采信。辯方因部分訊問筆錄存在瑕疵就要求排除全部庭前供述于法無據。（2）辯方一審時提交了一份光盤，擬證明偵查機關的訊問、詢問筆錄復制于紀檢機關對涂維發等人制作的筆錄，要求全部排除。但辯方不能說明該光盤文件的來源，無法確認其真實性，依法不予采信。并且，訊問筆錄、詢問筆錄的合法性取決于取證程序的合法性，與偵查人員在記載時是否抄錄他人的表述方式無關。即使偵查人員在記載被告人供述和證人證言時借鑒了其他機關的材料，只要記載的內容與被告人和證人的陳述不存在實質性差異，就不能認定偵查機關非法取證。（3）辯方主張案發前紀檢機關對涂維發和證人違法取證，但現有證據并不足以證明。紀檢機關對涂維發的調查不屬于本案的刑事訴訟程序，公訴機關亦未將紀檢機關的調查材料作為指控證據使用。故辯方就紀檢機關的調查材料提出的異議，超出了本案的證據審查范圍。綜上，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2.關于涂維發及其辯護人提出偵查機關偽造了2014年3月20日訊問楊某1筆錄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審查，上述筆錄系2014年3月20日湖北省陽新縣人民檢察院工作人員在陽新縣第一看守所依法訊問楊某1所形成，楊某1交代了其與涂維發的不正當經濟往來并簽名捺印確認。涂維發及其辯護人以楊某1交代的涂維發職務以及被雙規的時間有誤為由認為偵查機關偽造了該筆錄。因記憶偏差等多種原因，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細節較少與客觀事實完全相符，這是司法實踐中的常態。筆錄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細節錯誤與偵查機關偽造筆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題，即使楊某1供述的個別細節錯誤，也不能推斷偵查機關故意偽造上述筆錄。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3.關于涂維發及其辯護人提出各證人的證言內容不實，應通知全部證人出庭作證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審查，各證人的庭前證言均系偵查人員依法取得，所證內容與證明涂維發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賄賂的書證以及涂維發的供述等能相互印證，應予采信。原審法院認為證人沒有出庭作證必要并無不當。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4.關于涂維發及其辯護人提出所有財務憑證與指控的受賄金額沒有關聯性，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審查，在案財務憑證可以佐證相關賄賂事實，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與證據不符，本院不予采納。
5.關于涂維發及其辯護人提出原判從楊某3、楊某2、李某1送給涂維發的款項中扣除涂維發回饋的禮金，認定剩余款項為受賄款，系事實不清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審查，涂維發收受的楊某3等三人的財物數額與涂維發送給三人的財物數額明顯不對等。結合涂維發利用職務便利為三人謀取利益的事實，應當認定涂維發收受三人的賄賂。鑒于涂維發回送給三人少許財物，實得賄賂少于三人所送款項，原判將涂維發實得款項認定為受賄款正確。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6.關于涂維發及其辯護人提出指控的受賄行為均發生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前，根據從舊兼從輕原則，原判適用該解釋錯誤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審查，涂維發的受賄行為發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根據涂維發的犯罪事實，對比該修正案前后受賄罪的法定刑，修正后的刑法處刑較輕，依刑法第十二條的規定，應當適用修正后的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系對修正后刑法的解釋，原判適用該司法解釋并無錯誤。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7.關于涂維發及其辯護人提出原判認定涂維發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審查：（1）涂維發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事實有書證、證人證言、專項審計鑒證報告等證明，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2）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件，公訴機關負責證明被告人的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且差額巨大，被告人則承擔說明巨大差額財產有合法來源的舉證責任，說明無法查實的，由被告人承擔不利后果。涂維發夫婦說明的部分財產來源無法查實，依法不能認定。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本院認為，上訴人涂維發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還利用本人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共收受他人賄賂189萬余元；涂維發的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涂維發對338萬余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其行為分別構成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涂維發的受賄數額在150萬元以上，具有為多名行賄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的特別嚴重情節，依法應升檔量刑。涂維發犯數罪，依法予以并罰。涂維發親屬主動退贓，可對涂維發酌情從輕處罰。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判長 鄧海兵
審判員 周衛婭
審判員 黃橋榮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王金萍
書記員馮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