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我國現行的正式法律條文未見關于“被害人過錯”這一概念的詳細界定，法學界對被害人過錯的研究不在少數，可對概念的界定卻又莫衷一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是被害人過錯對敲詐勒索行為的定罪與量刑的影響，那么我們就需在刑法框架下對被害人過錯加以研究，不是犯罪學意義上的，也不是被害人學意義上的，而僅是刑法學意義上的被害人過錯。綜合學界對被害人過錯的定義，筆者認為，被害人過錯是指出于被害人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直接產生了誘發犯罪人犯罪意識、激化犯罪人犯罪程度，并足以達到影響對犯罪人罪責評判的行為。被害人過錯實際上是一種事后評價，因為如果沒有犯罪發生，也就失去了研究被害人行為的現實意義。

　　對于敲詐勒索，我國刑法條文并沒有對其概念進行表述，根據刑法理論界的通說，我國刑法中的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強行索取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敲詐勒索罪的威脅、要挾行為，是能夠引起他人心理恐懼的精神強制方法。[1]

　　已于2013年4月2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敲詐勒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被害人對敲詐勒索的發生存在過錯的，根據被害人過錯程度和案件其他情況，可以對行為人酌情從寬處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在刑法條文中明確規定被害人過錯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尚屬首次，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

　　二、被害人過錯對敲詐勒索行為定罪的影響

　　司法實踐中，存在被害人過錯的敲詐勒索行為多發生于消費領域，主要體現在消費者以向媒體曝光為威脅，向商家提出巨額索賠要求。其索要數額明顯超出實際損失、索要方式足以對他人產生精神強制，可司法實踐中，有的法院以敲詐勒索行為定性，而有的地方卻按酌定不起訴或者宣判無罪處理。

　　案例一、

　　2011年5月7日，男青年袁某攜女友劉某到漢口一家大型超市江漢路店，以34.80元/袋價格買了六袋“草原興發綠鳥雞”，回家后稱凈重，發現每袋僅900克，而標簽上注明為1千克。二人隨后到超市交涉，超市查證屬實后，履行差一賠十承諾共向他們賠付208元。袁某表示要退貨被拒，隨后二人以該超市價格欺詐和虛假宣傳為由，向工商、物價部門舉報。因二人提出要求超市退貨并作書面道歉，工商調解未成，物價部門介入后認定反映的問題不屬價格欺詐，但屬價格違法行為，責令超市“按規定的內容和方式明碼標價”，并予以罰款500元。

　　二人對“打假”結果并不滿意。半個月后，由袁某向該超市負責人打電話，以向媒體曝光、網站炒作為由，要求超市、供應商拿6萬元錢，供應商答應給2萬元。

　　5月24日，袁某約定在漢口某餐廳收錢。當他在2萬元收條上簽名后，民警趕到，袁及守在門外的女友劉某均被以敲詐勒索刑拘。后這對“打假”的戀人被法院一審判決構成敲詐勒索罪，分別獲刑1年10個月和1年4個月。

　　案例二、

　　《京華時報》2006年4月21日報道: 黃靜購買了價值2萬多元的華碩牌筆記本電腦后，朋友周成宇對黃靜的電腦進行了檢測，認定電腦的核心部件 CPU 使用了禁止在市場流通的工程測試芯片。隨后黃、周二人以向新聞媒體曝光此事作為談判砝碼，向華碩公司提出高達500 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要求，并聲稱如果不滿足“懲罰性賠償”數額，將會以向新聞媒體曝光等方式，使對方當事人企業損失中國市場每年上數億的份額。華碩公司報警。2006年3月7日，因涉嫌敲詐勒索，二人被北京市海淀區警方羈押。2007年11月9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對黃靜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檢察院在對黃靜的《刑事賠償確認決定書》中指出，黃靜在自己的權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賠，并不是一種侵害行為，而是維權行為，索要 500 萬美金屬于維權過度但不是敲詐勒索。[2]

　　實踐中常發的以向新聞媒體曝光為砝碼，向對方施以要挾的行為，在客觀上完全符合敲詐勒索罪的行為方式。由于媒體傳播信息的迅捷性、廣泛性，一旦商家的商品缺陷或者劣質服務被公之于眾，將會給商家帶來極其不利的后果，甚至是毀滅性的打擊。因此，向媒體公布必然會對相對方產生一定程度的精神強制，是一種脅迫行為。但我國的審判實踐對于消費領域發生的類似上述要挾行為，在入罪方面卻持限制態度。在我國審判實踐中，由于維權者多處于弱勢地位，偶發的天價索賠案中被以敲詐勒索罪起訴和定罪的案件較為罕見。[3]

　　本文案例二中，黃靜僅僅因為一臺筆記本電腦的CPU而向華碩公司索賠 500 萬美元，顯然超出了她實際上遭受的損失。此外，黃靜等以“如果不滿足‘懲罰性賠償’數額，將會以向新聞媒體曝光等方式，使對方當事人企業損失中國市場每年上數億的份額”為要挾，要挾的內容與其實際損失之間并沒有直接關聯性。由此可見，黃靜的行為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應以敲詐勒索罪論處。

　　司法實踐中卻認為該行為“并不是一種侵害行為，而是維權行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被害人方面存在過錯，從而認定消費者是在“維權”，天價索賠數額與要挾行為也僅是“維權過度”。可筆者認為，雖然說在某些情況下，沒有被害人的過錯行為，就不會有行為人的犯罪行為，但并不意味著被害人有了過錯行為，相對方就要以犯罪行為來還擊，一旦實施了犯罪行為，就要受刑罰處罰。

　　刑法的直接目的在于懲罰犯罪,只有實現了這一個目的,才能達到預防犯罪的最終目的,才能實現對犯罪人的改造和感化,對社會其他成員的威懾與教育。對于已經嚴重侵害相對人合法權益并造成惡劣后果的過度維權行為,司法機關運用最嚴厲的刑罰方式對其進行調整,不是任意擴大刑事打擊范圍,也不是濫用刑罰權,相反,是在堅持罪刑法定原則下,對于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敲詐勒索行為的打擊,它符合刑法的目的與價值,對于企圖利用維權的名義來實施犯罪行為的犯罪分子能夠產生較好的震懾作用,也有助于發揮刑法的價值導向功能,避免權利意識日益提升的公民繼續將“維權”演化為“犯罪”,從而杜絕過度維權現象在和諧社會構建的過程中進一步蔓延。

　　注：

   [1]高銘暄、馬克昌主編: 《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21頁。

   [2]　《因索賠500萬美金被關押10個月“勒索華碩案”女生將獲國家賠償》，載《北京晨報》2008年10月27日第5 版。

　[3]　于志剛: 《關于消費者維權中敲詐勒索行為的研討》，載《中國檢察官》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