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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凱等詐騙、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二審刑事判決書
時間：2020年10月05日 來源： 作者： 瀏覽次數：8088 收藏[0]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決 書
（2019）京刑終115號
原公訴機關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董文彬，男，1965年9月17日出生，漢族，戶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陽區；因涉嫌犯貪污罪，于2018年5月22日被留置，同年11月2日被逮捕。
辯護人黃海波、卓別峰，北京東然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人黃凱，男，1968年7月14日出生，漢族，戶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陽區；因涉嫌犯濫用職權罪，于2018年4月24日被留置，同年11月2日被逮捕。
辯護人王立明，北京聯慧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曲寒，北京艾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指控原審被告人黃凱犯貪污罪、濫用職權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及原審被告人董文彬犯貪污罪一案，于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作出（2018）京03刑初142號刑事判決。宣判后，原審被告人董文彬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王濱、檢察官助理楊先德依法出庭履行職務。上訴人董文彬及其辯護人黃海波、卓別峰，原審被告人黃凱及其辯護人王立明、曲寒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經合議庭評議，現已審理終結。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
被告人黃凱自2007年8月始任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曹各莊村黨支部書記，期間曾任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城鄉一體化領導小組下設金盞鄉金融園區拆遷騰退工作辦公室后勤保障組負責人；自2010年4月始任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東村黨支部書記。
一、2009年，在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城鄉一體化拆遷騰退過程中，被告人黃凱利用職務便利伙同被告人董文彬搶建房屋、虛增房屋面積及附屬物數量，騙取騰退補償補助款共計人民幣1202.38萬元，其中被告人黃凱實際分得人民幣946.38萬元，被告人董文彬實際分得人民幣256萬元；被告人黃凱還利用職務便利以他人身份虛構被騰退人資格，騙取騰退補償補助款共計人民幣99.586萬元。
二、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黃凱利用擔任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曹各莊村黨支部書記、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東村黨支部書記的職務便利，為他人在承攬鄉村建設工程、申請拆除違章建筑補償、土地租賃等事項提供幫助，多次收受周某等人給予的錢款共計人民幣130萬元。
2018年4月24日，被告人黃凱被北京市朝陽區監察委員會留置；2018年5月22日，被告人董文彬經北京市朝陽區監察委員會工作人員電話通知到辦案機關接受調查。
被告人黃凱親屬退繳人民幣1172.38萬元，被告人董文彬親屬退繳人民幣256萬元，案外人退繳人民幣99.586萬元。
一審法院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有書證、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意見等。
根據上述事實和相關法律規定，一審法院作出如下判決：一、被告人黃凱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二、被告人董文彬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三、在案扣押錢款中的人民幣一千三百零一萬九千六百六十元發還北京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朝陽分中心，人民幣九十六萬元發還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曹各莊村村民委員會，人民幣一百三十萬元予以沒收。
董文彬的上訴理由為：其認罪悔罪，但一審量刑過重。
董文彬的辯護人提出以下辯護意見：1、司法機關在罪名認定上存在選擇性執法，相同案件未得到相同處理，董文彬應構成濫用職權罪；2、董文彬實際分得的補償款計算錯誤，應為210萬元并非256萬元；3、董文彬系從犯，主動投案，且認罪悔罪，在當前保護民營企業家的大環境下，符合適用緩刑的條件。為此，董文彬的辯護人還提交了穆某和曹某的兩份刑事判決書。根據穆某的刑事判決書顯示，穆某擔任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副鄉長、金盞鄉金融園區拆遷騰退辦公室主任期間，于2009年至2010年在其主管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城鄉一體化建設房屋騰退補償安置工作的過程中，違反規定，對自家院落按兩個被拆遷騰退戶進行拆遷補償可能存在問題時，未經請示研究，私自決定在《金盞鄉土地儲備項目資金支付審批表》上簽字通過，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穆某于2016年4月至7月期間，分多次將上述拆遷補償款及利息共計601萬余元退繳至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政府。最終，法院以濫用職權罪判處穆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黃凱提出以下辯護意見：1、其騙取拆遷款的事實應構成職務侵占罪；2、其受賄的部分款項確有用于村集體事務。
黃凱的辯護人提出以下辯護意見：1、黃凱騙取拆遷款的事實應構成職務侵占罪；2、黃凱有自首退贓情節，且認罪認罰，法院應本著上訴不加刑的原則從寬處罰。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的出庭意見為：一審程序合法，認定黃凱貪污99.586萬元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130萬元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正確；但認定黃凱、董文彬共同騙取拆遷騰退補償款1202.38萬元構成貪污罪，屬于適用法律錯誤，應認定為詐騙罪。建議二審法院對全案依法改判。
本院經審理查明：
被告人黃凱自2007年8月始任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曹各莊村黨支部書記，期間曾任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城鄉一體化領導小組下設金盞鄉金融園區拆遷騰退工作辦公室后勤保障組負責人；自2010年4月始任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東村黨支部書記。
一、2009年，在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城鄉一體化拆遷騰退過程中，被告人黃凱伙同上訴人董文彬搶建房屋、虛增房屋面積及附屬物數量，騙取騰退補償補助款共計人民幣1202.38萬元，其中黃凱實際分得人民幣946.38萬元，董文彬實際分得人民幣256萬元。
二、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黃凱利用擔任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曹各莊村黨支部書記、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東村黨支部書記的職務便利，為他人在承攬鄉村建設工程、申請拆除違章建筑補償、土地租賃等事項提供幫助，多次收受周某等人給予的錢款共計人民幣130萬元。
2018年4月24日，被告人黃凱被北京市朝陽區監察委員會留置；2018年5月22日，上訴人董文彬經北京市朝陽區監察委員會工作人員電話通知到辦案機關接受調查。
案發后，被告人黃凱親屬退繳人民幣1172.38萬元，上訴人董文彬親屬退繳人民幣256萬元，案外人退繳人民幣99.586萬元。
認定上述事實的全部證據，已經一審法院庭審質證屬實后予以確認，本院經審核屬實亦予以確認。二審期間，董文彬親屬又按照一審判處罰金數額代為預繳罰金人民幣20萬元。
結合檢察機關、黃凱、董文彬及其辯護人各方所提意見，本院綜合分析評判如下：
一、關于一審認定黃凱、董文彬共同貪污的事實
經查，2009年7月，朝陽區金盞鄉啟動城鄉一體化拆遷騰退工作。時任金盞鄉曹各莊村黨支部書記的黃凱為騙取拆遷騰退補償款，征得董文彬同意后，在董文彬所租地塊上違規搶建彩鋼板簡易房，共計2669平方米。后黃凱在協助拆遷公司、評估公司入戶調查過程中，指使拆遷公司、評估公司工作人員虛增非宅拆遷面積至5810平方米，虛增樹木棵數至48720棵，虛構樹木種類為果樹。董文彬在明知是虛假的單位基本情況調查表、非住宅房屋拆遷估價結果報告附件、非住宅騰退貨幣補償協議上簽字，騙取拆遷騰退補償款共計1442.38萬元。而董文彬所租賃土地上樹木實際應得補償金額為240萬元，按照租賃合同中約定與金盞鄉曹各莊村四六分成，曹各莊村經濟合作社應得96萬元，董文彬應得144萬元。按照黃凱、董文彬二人約定，董文彬實際分得騰退補償款400萬元，除去其應得的144萬元，實際非法獲利256萬元。黃凱獲得1042.38萬元，除去曹各莊村應得96萬元，其余946.38萬元為非法所得。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案例11號（楊延虎等貪污案）明確指出，貪污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務上主管、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及方便條件，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管理公共財物的職務便利，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從現有證據看，在非住宅拆遷過程中，黃凱作為村黨支部書記履行的是確認土地承租人主體資格及相關聯系工作、負責組織相應數量人員協同入戶等職責。而董文彬系涉事土地的承租人，承租協議真實有效，虛構的事實主要涉及房屋的合法性、房屋面積及樹木的數量和種類。因此，黃凱伙同董文彬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搶建房屋，通過指使負責非住宅入戶調查、評估的人員虛報房屋面積、附屬物種類和數量，進而騙取拆遷騰退補償款的行為，沒有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不符合貪污罪構成要件，應構成詐騙罪。故對于黃凱及其辯護人、董文彬的辯護人所提該項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二、關于一審認定黃凱單獨貪污99萬余元的事實
經查，根據曹各莊村出具的困難住房說明，曹各莊村建設困難住房是因在2002年原樓梓莊鄉根據上級相關規定不新批宅基地，村內有部分村民一戶四代、三代兩個子女有結婚及到結婚年齡人員居住困難。這部分戶早在2002年至2003年就已向村委會提交申請。根據以上情況，曹各莊村黨支部、村委會開會研究，經村民代表大會決議，決定在2008年3月啟動困難住房建設工程，由村委會統籌統一建設。根據本戶申請、兩委會審議，最終確定曹各莊村符合條件的共計36戶，36個困難戶一次性全部解決。困難住房每戶占地面積143平方米，建筑面積98平方米。每戶按房屋造價收繳金額為人民幣10.5萬元。村委會與各戶簽訂了合同書，并進行公示。36戶是兩次分配的，第一次23戶，在2009年1月入住；第二次13戶，2009年2月入住。36戶在曹各莊村2009年11月20日啟動拆遷時全部拆除，按買斷方式進行。困難住房的分配前提必須是本村村民。
2008年，羅某找李某建設60套左右困難住房，資金由李某墊資，結算時先由村里按照每套房子10.05萬元的標準向承租人收取房款后轉給李某，其中有36個符合困難住房條件的人員曾經在村兩委班子會上討論過，其余困難住房分配由黃凱決定，但是沒有通過村兩委班子會討論。經核對困難住房建房款收款明細，不符合條件的交款人有24人。據黃凱供稱，2009年初，因聽說曹各莊村可能要拆遷，有些人為了能分到困難住房并獲得拆遷補償款，找到其希望能得到一套困難住房。其出于維護關系等因素考慮，將剩余的困難住房分給了不符合困難住房分配條件的人。其同意并跟下面的人打招呼后，這些人去財務交困難住房認領款并且登記。
證人賈某等人的證言及金盞鄉人民政府拆遷騰退辦公室提供的拆遷檔案材料證明，賈某等人不符合曹各莊村困難住房分配條件，黃凱決定分給上述人員困難住房。曹各莊村拆遷期間，為取得拆遷利益，賈某等人經黃凱同意后找村干部在宅基地確認單上蓋章，后以被騰退人身份簽訂房屋拆遷騰退協議書，取得拆遷騰退補償費共計人民幣1022萬余元。
而黃凱與王某（另案處理）系情人關系。王某多次向黃凱表示想要一塊曹各莊村宅基地，但黃凱未答應。據黃凱供稱，2009年11月曹各莊村拆遷期間，其告訴王某村里還有困難住房名額，可以給她安排一個名額，拆遷時能得到補償，王某同意。后黃凱向村里交了12萬元困難住房建房款，并以張某名義申請了一個困難住房名額，其安排羅某制作拆遷材料并代張某簽拆遷補償協議等材料。書證顯示，最終王某獲得拆遷補償款99.586萬元，且全部歸王某使用。
在拆遷材料中，宅基地確認單的作用是確認各家各戶宅基地的面積，由拆遷公司制作并到村委會蓋章確認，再到鄉規劃科蓋章確認。根據金盞鄉拆遷騰退辦公室出具的說明，宅基地確認單具有證明宅基地權屬事實的基礎效力。曹各莊村拆遷期間，困難住房拆遷按照宅基地拆遷進行，需要出具宅基地證明，村里出具證明相當于村里認可，拆遷公司和評估公司按照宅基地進行補償。據黃凱供稱，曹各莊村拆遷期間其對拆遷工作負責，帶領村干部配合評估公司、拆遷公司入戶調查并對村民宅基地和戶內成員予以確認。拆遷期間，黃凱決定給不符合困難住房分配條件的人出具宅基地證明，由魯某等村干部簽字，唐某經黃凱同意后蓋章。
本院審查后認為，對于上述建設、分配困難住房并獲取拆遷補償款的全部事實，原公訴機關在起訴書中進行了區別處理，將黃凱擅自決定為情人分配困難住房、出具宅基地確認單并獲取拆遷補償款的事實指控為貪污罪，而將黃凱擅自決定為非特定關系人分配困難住房、出具宅基地確認單并獲取拆遷補償款的事實指控為濫用職權罪，導致對同一整體事實的行為僅因獲利主體的差異被不同評價。一審法院經審理后，對于前者同意原公訴機關指控，認為構成貪污罪，而對于后者則不予認定，亦存在相同問題。倘若認為黃凱與特定關系人之間因存在某種程度的共同利益，需要將該部分事實剝離后以量刑相對更重的貪污罪處罰，但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從來就不限于行為人非法據為己有，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幫助他人實現對公共財物的非法占有同樣侵害了貪污罪的法益。因此，這種獲利主體的差異性顯然不足以合理解釋對二者需要進行區分后給予不同定性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亦于法無據。故本院認為，對上述整體事實的行為定性應當予以統一，以避免前后自相矛盾。經梳理，黃凱及辯護人、檢察機關、一審法院依據各自對這一事實及相關法律的不同理解，得出了不同的罪名結論。因此，本院對該起事實罪名的評判將圍繞濫用職權罪、貪污罪和職務侵占罪展開。
（一）黃凱的行為是否構成濫用職權罪
一審判決不認定濫用職權罪的理由是，在案證據能夠證實，曹各莊村拆遷期間，黃凱以曹各莊村黨支部書記的身份擔任金盞鄉城鄉一體化工作領導小組下設金盞金融園區拆遷騰退辦公室內設的后勤保障組負責人，其不屬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曹各莊村宅基地的歸屬、性質和面積由金盞鄉規劃科進行確認，曹各莊村村委會出具宅基地確認單的行為不是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從事公務的行為；故公訴機關針對該項指控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不能證明黃凱符合濫用職權罪的犯罪主體要件。本院認為，這一理由用于論證黃凱不構成濫用職權罪是成立的，檢察機關亦未對此提出異議。
（二）黃凱的行為是否構成貪污罪
二審檢察機關認為黃凱構成貪污罪的理由是，在該起事實中，黃凱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系國家工作人員，即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土地征收、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工作的人員，具體職責為“負責對村民和宅基地進行核實確認，并提供給拆遷公司、評估公司相關證明材料，負責相關聯系組織工作”。黃凱作為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從事土地征收、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工作，利用職務便利騙取國家拆遷補償資金，數額巨大，構成貪污罪。本院認為，這一理由尚有疑問。
首先，上述理由源自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但是本起事實中，黃凱顯然并不負責或者協助政府管理征地拆遷的補償費用。在案證據顯示，2009年11月13日，金盞金融園區拆遷騰退辦公室出臺金盞金融園區拆遷騰退工作方案，拆遷騰退工作由金盞鄉城鄉一體化工作領導小組統一指揮，領導小組成員中沒有黃凱。領導小組下設9個專項組并成立10個職能小組（包括審核拆遷協議的審核組、發放拆遷補償款的資金結算組），黃凱為后勤保障組負責人，負責拆遷過程中后勤保障工作，其不具備主管、管理、經手拆遷補償款的職務便利。黃凱明知他人為獲取拆遷利益，為他人出具宅基地確認單，只是單純的幫助他人提供虛假材料的行為。因此，對黃凱并不能直接適用上述立法解釋，認定為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
其次，村委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具有雙重性。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委會組織人員從事的管理村集體事務工作，不同于以國家或者政府名義實施的組織、領導、監督、管理與人民群眾利益及社會的生存、發展相關的各種國家事務和公共事務的活動。因此，村委會組織人員從事的管理村集體事務工作不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的“公務”活動，通常情況下村委會組織人員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只有在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時才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村委會組織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實施侵占、受賄、挪用等行為，構成國家工作人員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罪，還是構成職務侵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挪用資金罪等，關鍵是看其實施犯罪時所具體利用的職務便利。若是利用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職務便利的，應當以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定罪處罰；若是利用管理村集體事務工作的職務便利的，應當以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定罪處罰。究竟利用了何種職務便利，一定要結合其工作性質、有無協助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行為、犯罪行為實施階段等具體判斷。在本起事實中，從表面上看，他人得以非法獲取拆遷補償款的原因似乎是經黃凱同意后由村委會出具宅基地確認單的行為，但從源頭上看，其實是黃凱違反曹各莊村集體討論程序和困難住房分配政策、擅自決定對剩余困難住房的分配行為，而后者恰恰利用的是黃凱作為村書記管理村集體事務的職權，出具宅基地確認單不過是對黃凱這一違規越權行為的書面認可，并不具有行政管理工作的屬性。
最后，由于曹各莊村集資統一建設困難住房的事實客觀存在，只是在內部分配對象上需要經過村集體決策程序確定，而政府從事拆遷騰退補償安置工作并不會因村集體內部分配程序的差異導致拆遷補償標準有所不同，所以無論黃凱是否存在上述違規行為，其實并不會造成國家拆遷補償款的損失。
綜上，本院認為，黃凱的行為亦不構成貪污罪。
（三）黃凱的行為是否構成職務侵占罪
如前所述，雖然黃凱作為村書記，違反曹各莊村集體討論程序和困難住房分配政策、擅自決定對剩余困難住房的分配行為，并不會造成國家拆遷補償款的損失，但畢竟牽涉村集體組織的經濟利益，尤其是使本不符合困難住房分配條件的人員違規取得了被騰退人身份，并導致本應屬于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巨額拆遷騰退補償費最終歸屬于個人。黃凱的上述行為已符合職務侵占罪的構成要件，依據刑法，應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
（四）二審法院對新認定的罪名應當如何處理
根據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就第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全面審查，不受上訴或者抗訴范圍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訴的，應當對全案進行審查，一并處理。但是在檢察機關未提出抗訴的情況下，二審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訴的，既不得加重上訴人的刑罰，也不得加重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刑罰。原判認定罪名不當的，可以改變罪名，但不得加重刑罰。原判對被告人實行數罪并罰的，不得加重決定執行的刑罰，也不得加重數罪中某罪的刑罰。鑒于一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凱以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即使詐騙罪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低于貪污罪，二審法院改變為單一罪名時亦不能加重指控事實對應的刑罰，更不能將指控事實評價為數個罪名導致并罰后的總和刑期加重。因此，在一審判決對于原公訴機關指控黃凱犯濫用職權罪造成1022萬余元損失的事實不予認定、且檢察機關未提出抗訴的情況下，為避免突破“上訴不加刑”原則，本院對于原公訴機關指控黃凱單獨貪污99萬余元、可能涉嫌職務侵占罪的事實同樣不予認定。
三、關于黃凱收受他人錢款行為性質的認定
現有證據能夠證實，黃凱在擔任村黨支部書記期間，為他人在承攬工程、租賃集體土地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后收受他人給予的錢款，黃凱的行為已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收受錢款后的具體用途不影響其行為性質的認定，但量刑時可以酌情考慮。故對于黃凱所提該項辯解，本院不予采納。
四、黃凱是否構成自首
經查，黃凱雖經電話通知到案，但其歸案后在初期的調查階段沒有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依法不構成自首。故對于黃凱辯護人所提該項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五、關于同案不同判的問題
董文彬的辯護人提出，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顯示，穆某作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且是黃凱的上級領導，其違反規定對自家院落按兩個被拆遷騰退戶進行拆遷補償，非法獲取拆遷補償款601萬元，被司法機關認定為濫用職權罪并適用緩刑；本案主犯黃凱作為穆某的下級人員，同樣因非法獲取拆遷補償款，卻被司法機關認定構成貪污罪，并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執法部門對相同案件做不同處理明顯不當，存在選擇性執法。經審查，上述辯護意見確有合理之處，本院將在量刑時酌予一并考慮。
本院認為，原審被告人黃凱伙同上訴人董文彬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國家拆遷補償資金，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同時黃凱身為村基層組織人員，利用管理村集體事務工作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黃凱所犯詐騙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依法應予并罰。董文彬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系從犯；黃凱、董文彬經電話通知主動到案，案發后親屬代為退繳全部犯罪所得；黃凱、董文彬均表示認罪悔罪，故本院依法對黃凱予以從輕處罰；對董文彬予以減輕處罰，并宣告緩刑。
綜上，一審法院根據原審被告人黃凱、上訴人董文彬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所作的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審判程序合法，惟部分犯罪事實的法律適用有誤且量刑不當，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對于檢察機關認為黃凱構成詐騙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和董文彬構成詐騙罪從犯的出庭意見，本院予以采納；對于檢察機關認為黃凱另構成貪污罪的出庭意見，本院不予采納。據此，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第四十四條第三款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8）京03刑初142號刑事判決。
二、原審被告人黃凱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4日起至2030年4月23日止；罰金限自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繳納）
三、上訴人董文彬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罰金限自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繳納）
四、在案扣押錢款中的人民幣一千二百零二萬三千八百元發還北京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朝陽分中心，人民幣一百九十五萬五千八百六十元發還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曹各莊村村民委員會，人民幣一百三十萬元予以沒收，人民幣六萬元并入董文彬的罰金刑執行，人民幣十四萬元退還董文彬。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羅 勇
審判員 蔡云霞
審判員 朱錫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書記員 李 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