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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某與李某撤銷婚姻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
時間：2020年05月21日 來源： 作者： 瀏覽次數：4318 收藏[0]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決 書
（2015）昆民二終字第348號
上訴人（一審原告）戚某，男。
委托代理人鄭斌，云南云都律師事務所律師，一般訴訟代理。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李某，女。
上訴人戚某因與被上訴人李某撤銷婚姻糾紛一案，不服昆明市五華區人民法院（2014）五法黑民初字第225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5年3月3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本案經報請批準延長審理期限，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法院確認的本案事實是：一、原、被告于2012年通過網絡自相認識后建立戀愛關系，后于2014年3月12日依法登記結婚。結婚當日雙方自愿在昆明市華信公證處對《夫妻財產約定協議》進行公證，約定雙方婚前取得并登記在各自名下的房產歸各自所有，婚后各人的收入歸各人所有。登記結婚后，原、被告并未實際共同生活。
二、2014年1月28日，被告在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婦科門診對“血清HCG定性實驗”項目進行檢測，檢測結果為“陽性（＋）”。被告于同年6月13日在云南省第一人民醫院入院治療，病情診斷證明書載明：“主因停經5月余，要求終止妊娠入院……于2014年6月17日自娩一死嬰……”。2014年6月16日，被告委托昆明法醫院司法鑒定中心對其引產物與被告本人之間有無親子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為：“所設立的陰性對照未檢出擴增產物，陽性對照基因分型正確……”。
三、2014年2月19日，原告向被告母親楊繼東的銀行賬戶轉款人民幣30000元。2014年2月27日，被告向昆明市公安局五華分局海源派出所報警，處警記錄記載：“經管校4棟516室有人鬧事，要求處理。接警后立即趕到經管校4棟516室找到報警人，李某稱因家庭糾紛，其自行處理不需要民警處理……”。同年6月4日，原告向昆明市公安局高新區分局科醫路派出所報警，處警記錄記載：“2014年6月4日20時50分許，李某與戚某在昆明市海屯路聚仁源餐廳商談離婚及孩子的事，因未談成功后，戚某與李某及李某母親楊繼東發生拉扯，致李某（有5個月身孕）身體不適，戚某襯衣被撕壞，李某要求民警證實戚某有暴力行為存在，而戚某認為李某存在敲詐行為……”。2014年11月17日，被告等人進入昆明市廣福路廣福小區一區13棟2單元501室內（房屋權利人：戚某），毀損了室內部分財產。原告訴至一審法院，請求判令：一、撤銷原、被告的婚姻關系；二、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一審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公民有結婚和離婚的權利和自由，合法的婚姻關系應受法律保護，任何一方采取脅迫等方式強迫對方違背真實意思而結婚的，被強迫一方有權申請人民法院撤銷婚姻關系。本案中，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登記結婚并非其真實意愿，而是在受到被告及家人的脅迫后不得已而為之。因此，本案審理的焦點在于：本案中是否存在法律規定的“脅迫”事由？首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條第一款之規定，本案原告主張的“脅迫”內容是被告欲將雙方的關系、被告懷孕等情況通過向原告所在工作單位領導報告或在網絡發帖等方式進行散播，但被告否認其實施了前述行為，且現有證據也不能證明原告主張的“脅迫”事實存在或者已經發生，現有證據僅能證明被告在雙方登記結婚之后要求與原告協商“如何解決孩子的問題”的事實；其次，雖然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思想、行為的日益開放，但“未婚先孕”的情形仍與我國傳統道德觀念相悖而不被世俗觀念所接受，因此，原、被告在面對被告未婚先孕的情況時，理應共同積極妥善處理。被告在本案中要求與原告協商“如何解決孩子的問題”在主觀上是為了避免流言蜚語，讓原告給自己和孩子一個交待，客觀上是為了孕育的子女具備國家規定的出生條件而要求與原告登記結婚，該行為在道德和法律范疇內并無不當；最后，從原、被告登記結婚時對雙方婚前取得及婚后可能取得的財產進行約定并公證的事實可以看出，當事人在登記結婚時仍能理性判斷和處分權利義務關系，據此可以進一步推定當事人在選擇進行結婚登記時亦應是雙方事前權衡利弊之后的自主意思表示，因此該行為并未違反法律的規定。綜上，一審法院認為，由于原告在戀愛過程中導致被告“未婚先孕”，故即使存在原告違背真實意思表示被迫與被告結婚的情形，也應當是原告迫于一定的壓力，為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損，在權衡利弊之后作出與被告結婚的抉擇。故在雙方婚姻關系締結過程中并不存在法律規定的“脅迫”事實，對原告要求撤銷婚姻的請求，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關于被告主張撤銷婚姻也屬于離婚范疇，根據我國婚姻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被告現處于中止妊娠期，原告要求撤銷婚姻的訴訟請求違反了法律規定，不應得到支持的抗辯理由。一審法院認為，離婚是以夫妻雙方具備合法、有效的婚姻關系為前提，而本案是對原、被告之間是否具備合法、有效的婚姻關系即對婚姻效力進行審查，故離婚之訴與撤銷婚姻之訴分屬不同的訴訟，對被告的該項抗辯不予支持。
據此，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一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百一十八條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戚某的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宣判后，戚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請求：一、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支持其一審訴訟請求；二、由被上訴人負擔一、二審訴訟費。其上訴的主要事實及理由為：一、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上訴人提交的證據可以證實被上訴人脅迫其結婚，一審未予認定是錯誤的，且一審判決既然明確了雙方結婚存在違背上訴人真實意思的情形，卻又進行主觀臆斷的事實推定，不符合法律規定；二、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一審判決違背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評判主觀臆斷、濫用自由裁量權，并對上訴人的人格妄加評論，故應當撤銷一審的錯誤判決。綜上，請求二審法院查清事實，依法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支持其一審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李某提交書面答辯狀稱：雙方結婚不存在上訴人主張的脅迫情形。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維持一審判決。
針對一審判決認定的本案法律事實，上訴人未提出異議，被上訴人未出庭發表意見，視為其放棄相關訴訟權利，故本院對一審判決認定的法律事實予以確認。
經二審查明，被上訴人報警后派出所出警的處所應為4棟513室，被上訴人進入上訴人的房屋號應為13棟2單元502室，一審判決對上述房屋號書寫存在筆誤，本院予以糾正。
另上訴人二審提出如下補充事實：一、2014年3月12日上訴人系在其父母、被上訴人及被上訴人母親4人的逼迫下到民政部門登記結婚；二、雙方的財產公證是在登記結婚之后，在上訴人父母、被上訴人及被上訴人母親4人的要求下進行的；三、2014年11月17日李某是強行破門進入上訴人居住的廣福小區房屋的。對上述補充事實的評判，本院將在本院認為部分一并論述。
二審中，上訴人提交5份錄音證據，欲證明其系受到被上訴人及其家人的脅迫才與被上訴人結婚的事實。對該錄音證據證明力的評判，本院亦將在本院認為部分一并論述。
歸納雙方當事人的訴辯主張，本案的爭議焦點是：上訴人關于其婚姻是受到脅迫應予撤銷的主張是否能得到支持？
本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一條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請求撤銷該婚姻。受脅迫的一方撤銷婚姻的請求，應當自結婚登記之日起一年內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當事人請求撤銷婚姻的，應當自恢復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內提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條第一款規定：“婚姻法第十一條所稱的“脅迫”，是指行為人以給另一方當事人或者其近親屬的生命、身體健康、名譽、財產等方面造成損害為要挾，迫使另一方當事人違背真實意愿結婚的情況。……”。本案中，上訴人主張其因受脅迫而與被上訴人結婚，被上訴人對此不予認可，故上訴人應對雙方的婚姻是否存在上述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脅迫”情形承擔舉證責任。對此，本院認為，其一，上訴人一審提交的證人馬朝俊、朱喬良的證言，因系聽上訴人所說，故該二人的證言無法證明上訴人主張的脅迫事實，本院不予采信；證人戚崇興、陳玉芝、戚斌系上訴人的近親屬，與上訴人有利害關系，故該三人的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上訴人二審提交的5份錄音證據系視聽資料復制件，無法提交原件核對，且錄音完整性存疑，故該錄音證據亦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其二，上訴人一審提交的其他證據亦無法證明2014年3月12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登記結婚系受上訴人父母、被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家人“脅迫”的事實。相反，從上訴人提交的《公證書》、短信、錄音等部分證據以及雙方當事人的陳述來看，不能排除雙方當時登記結婚系為解決孩子出生問題考慮，只是婚后雙方又為此發生糾紛，故雙方為此而登記結婚的行為也不屬于法律規定的“脅迫”情形。因此，上訴人二審提出的補充事實一不能成立，本院不予確認。綜上，上訴人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證據證明雙方的婚姻存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規定的“脅迫”情形，故對其撤銷婚姻的請求，本院不予支持。對上訴人二審提交的錄音證據，本院亦不予采信。上訴人二審提出的補充事實二、三因不影響本案處理，本院對此不作審理評判。
綜上，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及處理正確，本院予以維持；上訴人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駁回。據此，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及《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00元，由上訴人戚某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呂 強
代理審判員 秦 偉
代理審判員 呂秋霞
二〇一五年九月六日
書 記 員 龔有朝
樊壽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