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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紅菊代替考試罪改判無罪案
時間：2020年07月08日 來源： 作者： 瀏覽次數：3330 收藏[0]山西省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決 書
（2018）晉10刑終278號
原公訴機關山西省翼城縣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孫紅菊，女，1976年3月11日出生，漢族，大學文化，山西省翼城縣人，住翼城縣，系翼城中學教師。2017年11月18日因涉嫌犯組織考試作弊罪被翼城縣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30日被取保候審。2018年4月27日經翼城縣人民法院決定取保候審。
山西省翼城縣人民法院審理山西省翼城縣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孫紅菊犯組織考試作弊罪一案，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2018）晉1022刑初41號刑事判決。宣判后，原審被告人孫紅菊不服，提出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經過閱卷，訊問上訴人孫紅菊，核實證據，認為本案事實清楚，決定不開庭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原判認定，2017年6月7日，翼城中學全國高考理科17考場監考人員發現，考生“秦某”的相貌與準考證及身份證的照片不一致，考務組人員讓秦某的班主任即被告人孫紅菊進行確認，孫紅菊站在桌子上通過考場后門上玻璃進行了辨認，在不能確定的情況下，孫紅菊向考務組人員確認是秦某本人在考試。經查，當時秦某由他人冒名代替參加考試。
原判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有書證、孫紅菊手機資料照片、被告人孫紅菊與秦某聊天記錄；證人秦某、張某、劉某1、尹某、劉某2的證言；被告人孫紅菊的供述及辨認筆錄等證據。被告人孫紅菊當庭辯解因自己眼睛近視，沒有看清楚，不知道是替考，與替考組織者沒有任何聯絡，沒有作弊故意，不構成組織考試作弊罪。
原判認為，在國家組織的高考期間，在監考人員已發現考生相貌與身份證及準考證不符情況下，考務組讓時任班主任即被告人孫紅菊進行辨認，本應仔細核對，孫紅菊在沒有看清楚就確認是其班級的學生考試，放任了替考學生繼續替考，未能及時被查獲。在替考生實施犯罪過程中不知情的情況下，片面地幫助了替考作弊，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構成片面的幫助犯，應當以代替考試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不當。被告人孫紅菊的辯解意見予以采納。鑒于被告人孫紅菊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輕微，可免予刑事處罰。原判以被告人孫紅菊犯代替考試罪，免予刑事處罰。
上訴人孫紅菊上訴提出原判認定其犯代替考試罪不能成立，請求改判無罪，主要理由如下：（1）其不屬于代替考試罪的主體。代替考試罪是典型的雙向犯，需要至少兩人以上才可以實施犯罪行為，其既不是應試者，又不是替考者；（2）其不存在主觀上的故意。其始終不知道替考行為的存在，且在高考作弊整個案件中未和高考作弊犯罪團伙之間有任何聯絡和經濟上往來；（3）原判認定其片面幫助替考作弊，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構成片面幫助犯，這種認定與刑法第284條對于代替考試罪的相關規定沒有本質上的聯系。其錯誤辨認考生是有原因的：辨認時站在考場外面的桌子上，室內光線較暗，且隔著玻璃辨認，當時考生正在低頭答題，其只看到側面。當時距離4米多，其眼睛近視，雙眼裸眼視力分別為0.3和0.4，當時辨認時感覺是我班學生，所以就說了是。認錯人屬于工作失誤，并不構成犯罪。
經審理查明，上訴人孫紅菊系翼城中學英語老師，自高二時接任理科445班班主任，秦某系該班學生。秦某于2016年7月請假一年（注：高三學年）到太原學習藝術，2017年6月回校準備參加高考。2017年高考期間，上訴人孫紅菊作為帶隊老師在教室值班，以防班里學生發生意外。2017年6月7日，翼城中學全國高考理科17考場監考人員發現，考生“秦某”的相貌與準考證及身份證的照片不一致，考務組人員便讓秦某的班主任即上訴人孫紅菊進行確認，孫紅菊站在桌子上通過考場后門上玻璃進行了辨認，其看見該考生一直在低頭做題，從側面看該考生發型、衣著與秦某平時的打扮相像，大概辨認了一兩分鐘，其憑感覺判斷該考生是秦某本人，在此情況下，孫紅菊向巡視及考務組人員確認是秦某本人在考試。經查，當時秦某由他人冒名代替參加考試。
證明上述事實的證據有：
1、翼城縣教育科技文化局出具的《證明》、常住人口信息，證實孫紅菊系翼城中學教師及其身份信息。
2、山西省翼城中學出具的秦某的相關證明材料，證實秦某系該校高三445班學生，班主任為孫紅菊，以及秦某2017年高考報名、體檢信息。
3、侯馬車站派出所出具的《抓獲經過》，證實2017年11月18日11:50，該所民警在侯馬西站驗票口將翼城縣公安局上網通緝的擾亂公共秩序案逃犯孫紅菊抓獲，該孫對擾亂公共秩序的事實不予承認。
4、孫紅菊的辨認筆錄
（1）2017年8月1日17:10-17:17，偵查人員將準備好的12張照片無規則排列打印在一張A4紙上（其中有孫紅菊辨認時在考場內代替秦某考試的人韓某的照片），讓孫紅菊辨認其中是否有2017年6月7日下午其在翼城中學考點理科17考場后門窗口辨認的秦某，經辨認，孫紅菊辨認不出哪個是2017年6月7日其在翼城中學考點理科17考場后門窗口辨認的確為秦某本人的考生。
（2）2017年8月1日17:03-17:09，偵查人員將準備好的12張照片無規則排列打印在一張A4紙上（其中有秦某照片一張），讓孫紅菊辨認其中是否有其在詢問筆錄所講的秦某，經辨認，孫紅菊辨認出了其班級的學生秦某。
5、秦某的辨認筆錄，證實2017年8月24日，偵查人員將準備好的12張不同女性照片無規則排列打印在一張A4紙上（其中有秦某照片一張），讓秦某辨認其中是否有其在訊問筆錄所講的孫紅菊，經辨認，秦某辨認出了其中有其在訊問筆錄所講的翼城中學高三理科班主任孫紅菊。
6、翼城縣人民醫院2018年6月14日診斷證明書、門診診療手冊，證實孫紅菊雙眼屈光不正、近視。
7、孫紅菊的手機中孫紅菊與秦某微信聊天記錄，證實高考結束后，孫紅菊向秦某核實考試情況，秦某告知孫紅菊是自己在考試，孫紅菊對替考一事仍不知情。
8、證人證言
（1）張某（翼城中學老師，高考期間為該校考務一組成員）的詢問筆錄，證實考務一組主要負責翼城中學1到18考場考務工作。2017年6月7、8這兩天的高考開始以后，我按照規定開始檢查16、17、18考場是否有缺考人員，到17考場時，臨汾市的一個女監考人員向我反映在她考場內有一個女考生本人和存根不相符。我直接找到我的考務組長劉某1，劉某1就到了四樓考場。過了幾分鐘，我也往17考場走，看見尹某和孫紅菊從西側往東走，在第17考場教室后門的時候，因為考場的后門的窗戶比較高，孫紅菊看不見，我就搬了一張桌子，孫紅菊站在桌子上看了一下說“是我班里學生”，然后我就到了一樓，之后劉某1組長就去處理了。這個事情出了以后，劉某1在考前給監考老師開會的時候，讓他們在學生進考場的時候要嚴格審查每一個學生。在17考場后門的窗戶上，肯定看不全考生的全部臉部，能看見一個側面臉部。但看側面臉是否能確定是不是本人我不知道。
（2）劉某1（翼城中學老師，高考期間為該校考務一組組長）的詢問筆錄，證實2017年6月7日下午15時開考數學，考務組成員張某向我匯報說17考場發現一個女考生本人和存根照片、身份證、準考證照片不相符，我就到了17考場門口，該考生坐在靠窗數第二排的最后一排還是倒數第二排我記不清了。女監考員拿著女考生的存根讓我看，由于女考生低頭做題我也看不清楚，確定不了，便給主考孫某打電話說了這個情況，孫說“在沒有確認之前，先不要驚動考生，下考后把考生領到考務組進行確認”。過了沒幾分鐘，孫某就和省巡視組的兩名工作人員一起到了我所在的考務組辦公室。孫某讓將那個女考生的身份證、準考證、存根拿了下來，經過儀器檢測，身份證是真的，信息與準考證、存根相符，但本人信息確定不了。孫某和教育局招辦主任梁某聯系，得知該女生是翼城中學校學生，我就用考務組電話和高三年級主任尹某聯系，確定了考生班主任是孫紅菊。幾分鐘后，尹某和孫紅菊也到了考務組，孫某讓孫紅菊上四樓17考場確認一下那名女生是不是她的學生。孫紅菊和省巡視組一名工作人員上去辨認，過了四五分鐘左右，孫紅菊和省巡視組工作人員就下來了，孫紅菊給我們說“這個女考生是我班里學生，這個女學生半年來一直在外學藝術，打扮有點時髦了”，孫某對孫紅菊說“如果你確認是你班里學生，那就沒什么問題”。孫某和省巡視人員、尹某、孫紅菊就走了，事后再也沒有人反映此事。
（3）劉某2（翼城中學老師）詢問筆錄，證實秦某是我的學生，高二時我帶她化學，因我丈夫與秦某父親相識，所以對秦某在我校的相關事宜，秦某的母親（姓車）會與我聯系。孫紅菊與我是同事關系，是秦某的班主任。2016年底，高考網上報名期間，秦某在太原學習美術，其母車某打電話稱為了不影響秦某學習，委托我幫助秦某在網上進行高考報名。2017年6月1日，車某給我打電話問秦某準考證及考場座次的事，我告訴她準考證由班主任保管，高考前一天在學校門口由各班主任發給學生本人，順便我又告訴了她秦某的考場座次。高考結束后，我到校領取高考報考指南的時候，聽學校其他老師討論秦某因高考替考被取消了高考成績，當時我還與孫紅菊談論這件事情。
2017年6月24日，我與孫紅菊在微信上語音聊了下這個事，她說“應該不是真事吧？！高考完當天晚上，在班級群里秦某還說話來著。高考數學考試時，考務組讓我去秦某考場辨認是不是秦，我只是從考場后門看了一下，看著做派、穿衣打扮應該就是秦某，于是就告訴考務組說是秦某。我當時認為是秦，后來大家又傳考試時不是秦某本人參加考試，我就覺得很生氣，”之后我又安慰安慰了她，就是這樣。我聽秦某的母親說秦在高三期間一直在太原學習美術，在專業學習結束后未回校上課，直接在其他地方上文化課小班。
尹某（翼城中學高三年級主任）詢問筆錄，證實2017年高考期間，我負責學生正常到校參考、安全、為學生提供考試期間服務。2017年6月7日下午考數學的時候，我在階梯教室和其他老師在值班，期間接到考務組長劉某1的電話，問一個叫秦某的是不是我校學生，問一下在場的班主任。我當場問了一下在場值班老師，445班主任孫紅菊說“是我班學生”，我回復劉某1后，劉某1讓我和孫紅菊到第一考務組。我和孫紅菊到后，有一個省巡視組人員、主考孫某、考務組長劉某1在場，主考孫某讓孫紅菊陪同省巡視組人員到考場辨認學生。過了四五分鐘，他們返回，孫紅菊對在場的人說“秦某是藝術生，并在外面上了一年小班（培訓班），不在學校，變化比較大，和準考證相片不太一致，但確實是本人”，孫某對我和孫紅菊說“你們倆人就能走了”，我和孫紅菊離開考務組回到階梯教室，之后有沒有發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了，我沒有參與辨認秦某本人。
（5）秦某訊問筆錄，證實我高考之前是翼城中學高三理445班學生，2016年7月份我給學校請了一年的假到太原學習藝術了。2017年6月6日下午我帶著準考證和身份證去翼城中學考點查找了下我的考場位置，回家后把準考證和身份證放在家里早早的就休息了。6月7日早上我準備去參加高考，找不見我的準考證和身份證了，我就問我母親，她說不讓我去參加高考了，我記不清當時我問了我母親些什么，只記得我母親說不讓我去考了，后來我就沒有去參加高考。6月7日、8日兩天我就呆在家里沒有出門。2017年6月8日，也就是高考結束的那天下午，我母親給我說“替你考試的那個人出事了”，當時我就蒙了，我才知道我母親找了人替我高考，是誰替我考的不知道。隨后，翼城中學理科445班主任孫紅菊通過手機微信加我為好友，對我說昨天下午虛驚一場，我說怎么啦，孫說是有人替你考試，當時我不好意思承認，就對孫說是我自己考的，孫說“讓我去認人，看看是不是你”，我說“哪來那么大本事，是我自己考的”，孫說她在后門踩到桌子上，一眼就看見是你等等。孫紅菊為什么說在我的考場位置上參加高考的人是我，我不知道。
9、被告人供述與辯解
孫紅菊2017年11月18日在太原鐵路公安局臨汾公安處侯馬車站派出所的訊問筆錄，證實2017年6月7日下午高考考數學時，我陪同考務組的工作人員去辨認一名考生是否是我的學生，到達那個考場后，我在窗戶外看了一下說是秦某。當時讓我辨認的那名考生穿著藍色上衣，其他的記不清了。
孫紅菊2017年11月19日在偵查階段的訊問筆錄，證實秦某是我的學生，我是班主任。2017年6月7日下午在翼城中學考點辨認時我覺得像是秦某本人，因為我眼睛近視，300度深一點，平時我不戴眼鏡，當時也看不太清楚。我沒有100%確定在應試生秦某的座位上人是她本人，我只是覺得像是的，辨認之后我說是秦某本人。
孫紅菊2017年7月20日在公安機關的詢問筆錄，證實我與秦某是師生關系，我從高二擔任秦的班主任。2016年7月份左右，秦某到外地學習美術特長，一直到2017年6月1日我校高三學生照畢業照時才再次見到該生。2017年6月5日下午，我在學校門口將秦某的準考證交給了她本人。2017年高考期間，我作為帶隊老師在教室招呼我班學生，防止有意外發生，幫助學生鼓勁加油。2017年6月7日下午考數學時，翼城中學考點第一考務組工作人員給我校年級主任尹某打電話，問秦某是哪個班的，有點事上去看一下。我和尹某就上第一考務組辦公室，當時翼中校長孫某、考務組長、省巡視組人員等在都場。孫某校長說秦某這有點小問題，讓我上考場外面看一下，辨認一下是不是秦某本人。到了考場外，樓道的考務人員張某也過來了，因為考場后門的玻璃窗較高，張某就搬來一把桌子，我踩在桌子上，從后門瞅秦某在哪個座位上坐著。考場內坐在最后的監考老師給我指了下秦某的座位，當時指的位置為最后一排，我看見這個考生一直在低頭做題，從側面看考生梳的頭發、穿的衣服像是秦某平時的打扮。大概辨認了一兩分鐘，由于我的眼睛近視大概300度，憑自己感覺判斷就是秦某本人，巡視人員問我是否為秦某考生本人，我說是，然后我們就相跟回到考務組。校長孫某問我是不是秦某本人，我說是，校長孫某說是就對了，其他人也沒有說什么，我和尹某就走出考務組回到階梯教室。2017年6月1日我見到秦某時，她穿的校服，頭發在后面梳著，應該是黑色，2017年6月7日辨認時，這名考生上身穿寶藍色半袖，頭發向上盤著，頭發顏色沒有注意。我從來沒有見過秦某的父母。
高考成績出來后一兩天，我校年級組的干事高某打電話，讓我通知秦某的家長，秦某的高考成績作廢。我就在微信上給秦某發了條信息告知她，秦沒有回復信息。我是在領取高考志愿書的時候知道秦某不是本人參加高考。我平時不戴眼鏡和隱形眼鏡。以上證據均經一審庭審質證，證據來源合法，內容客觀真實，本院予以確認。針對原公訴機關指控、原判認定及上訴人上訴請求，本院結合事實和證據評判如下：
一、孫紅菊不構成組織考試作弊罪。從本案的事實和證據看，無證據證明孫紅菊主觀上具有組織考試作弊的犯罪故意，亦無證據證明其客觀上參與、實施了幫助及組織考試作弊的行為，故原公訴機關指控孫紅菊構成組織考試作弊罪的證據不足，指控不能成立。
二、孫紅菊不構成代替考試罪。具體闡述如下：代替考試罪是指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法律所規定的國家考試的行為。“代替他人”是指冒名頂替應當參加考試的人去參加考試；“讓他人代替自己”，是指指使他人冒名頂替自己去參加自己應當參加的考試。第一，孫紅菊既不是應試者，亦不是替考者，沒有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法律所規定的國家考試的行為，其不具備代替考試罪的主體要件；第二，不能證實孫紅菊具有犯罪的主觀故意。在案證據證實，辨認前，孫紅菊與替考者韓某、考生秦某及考生的家人無任何聯系；辨認及考試結束后，孫紅菊對替考一事仍不知情，秦某在微信聊天時告知其是自己在參加考試；孫紅菊并非監考人員，對考生辨認并非其法定義務，屬于自身客觀條件辨認錯誤，不能證明其具有主觀故意，更不能以此作為對其定罪的依據；第三，孫紅菊客觀上無共謀的行為。無證據證明孫紅菊與秦某、韓某及組織替考者事前共謀，亦無證據證明孫紅菊明知他人替考而實施幫助行為。孫紅菊并不知道替考生韓某在實施代替秦某考試的犯罪行為，其辨認行為與韓某的犯罪行為無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故上訴人不具備代替考試罪的客觀要件。
三、原判認定孫紅菊構成片面幫助犯。我國刑法未有片面幫助犯的規定，這只是我國刑法理論界存在的片面共犯觀點的一種，片面的共犯包括片面的共同實行、片面的教唆和片面的幫助。片面共犯是指參與同一犯罪的人中，一方認識到自己是在和他人共同犯罪，而另一方沒有認識到他人和自己實施共同犯罪。原判認定：在替考生實施犯罪過程中不知情的情況下，片面地幫助了替考作弊，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構成片面的幫助犯。由此看來，原判是依據該刑法理論觀點作出的認定。1、成立片面共犯，幫助犯首先要認識到他人實施或將要實施的行為是犯罪行為，認識到自己是在對他人的犯罪行為予以幫助。對幫助犯追究刑事責任的基礎必須是其幫助行為與犯罪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2、原判認定孫紅菊構成代替考試罪的片面幫助犯，只是認定替考生一方沒有認識到他人和自己實施共同犯罪，而未對另一方是否認識到自己是在和替考生共同犯罪作出評判即認定孫紅菊構成片面幫助犯，與片面共犯的理論不符。故原判認定錯誤，本院予以糾正。3、具體到本案，沒有證據證明孫紅菊知道替考生韓某在實施代替秦某考試的犯罪行為，亦無證據證明孫紅菊的辨認行為是在對韓某的犯罪行為予以幫助。
綜上，在案證據尚不能證實上訴人孫紅菊構成犯罪。上訴人孫紅菊的上訴請求及理由于法有據，本院予以支持。
本院認為,孫紅菊的行為不符合組織考試作弊罪及代替考試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在案證據亦不能認定孫紅菊構成片面幫助犯。原判據以定案的證據沒有形成完整鎖鏈，沒有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證明標準，也沒有達到基本證據確鑿的定罪要求。原審認定孫紅菊構成代替考試罪的證據不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不能認定孫紅菊有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二百三十三條之規定，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山西省翼城縣人民法院（2018）晉1022刑初41號刑事判決。
二、上訴人孫紅菊無罪。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李紹頌
審判員 郭占元
審判員 李 芳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書記員 朱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