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張麗榮，女，1974年1月28日出生，漢族，北京恒仁偉業有限公司職員，住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村6號樓。

委托代理人張麗榮，男，1963年10月15日出生，漢族，自由職業者，住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緯四路25號院2號樓12號。

被告大唐電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區學院路40號（研1樓二層）。

法定代表人曹斌，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陳驥，男，1954年2月7日出生，漢族，大唐電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職員，住北京市海淀區雙榆樹北里21樓4門603號。

委托代理人王建平，北京市德恒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張麗榮與被告大唐電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唐電信公司）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糾紛一案，本院于2009年4月10日受理后，依法組成由法官支建成擔任審判長、法官朱英俊和劉慧參加的合議庭審理了本案。本院于2009年5月19日召集各方當事人進行了庭前證據交換，并于2009年5月20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張麗榮及其委托代理人張麗榮、被告大唐電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陳驥和王建平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完畢。

原告張麗榮起訴稱：自2007年3月28日起，張麗榮以19.78元至30.25元/股不等的價格陸續買入大唐電信公司（代碼600198）的股票共計19 600股，合計成本426 000余元（至2007年8月20日尚持有）。其間，大唐電信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上交所）發布2004年度業績自查公告，稱2004年度公司財務報表虛增利潤3700余萬元，如果扣除虛增利潤，2004年業績將由盈利變為虧損。此前，大唐電信公司于2005年和2006年連續兩年虧損，被上交所對其股票進行了特別處理，股票名稱前被加上了ST。大唐電信公司2004年業績追溯為虧損后，其公司名稱由ST大唐變為了*ST大唐。由于大唐電信公司已連續3年虧損，如果2007年仍為虧損，其股票將被摘牌退市。

受此公告影響，大唐電信公司的股價在二級市場一路下跌，由8月20日的19.57元/股滑落到11月5日的16.20元/股，而同期上證指數卻從5149點上升到5914點。2007年8月20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監會）正式向大唐電信公司下發了《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以下簡稱事先告知書）。大唐電信公司的虛假陳述，對張麗榮在股票二級市場上的投資產生了嚴重誤導，對股票價格產生了嚴重影響。從事先告知書下發日算起，至大唐電信公司在二級市場上換手100％時止，張麗榮持有的75 200股ST大唐股票市值縮水，而同期上證指數卻從2007年8月的5149點上升到當年11月的5914點。

基于上述理由，張麗榮請求本院判令大唐電信公司向其賠償投資損失12.1653萬元及交易手續費1311.66元。

原告張麗榮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證據予以證明：身份證、股東卡、大唐電信公司的“詳細信息”、關于收到事先告知書的公告、關于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以下簡稱決定書）的公告、交易記錄。

被告大唐電信公司答辯稱：1、大唐電信公司因虛假陳述而被證監會進行了處理，大唐電信公司也就此進行了披露，且披露的程序合法；2、就張麗榮索賠的損失，從張麗榮購買股票的時間段來看“都不在法定時間內”，故大唐電信公司不應向張麗榮賠償損失，應駁回張麗榮的訴訟請求。

被告大唐電信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證據予以證明：《立案調查通知書》（以下簡稱通知書）、接到通知書之公告、事先告知書、關于收到事先告知書之公告、K線圖、上證指數。

經本院庭審質證，雙方當事人對被告大唐電信公司提交的證據及原告張麗榮提交的身份證、股東卡、大唐電信公司的“詳細信息”、關于收到事先告知書之公告、關于收到決定書的公告，通知書、接到通知書之公告、事先告知書、關于收到事先告知書之公告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對張麗榮提交的交易記錄，大唐電信公司認可形式真實性的同時，認為與本案無關。鑒于大唐電信公司認可交易記錄的形式真實性，本院認定交易記錄的形式真實性。就交易記錄與本案的關聯性問題，將在論理部分述及。

本院根據上述認證查明：1998年9月21日，大唐電信公司成立。次月，大唐電信公司的股票在上交所掛牌上市。

大唐電信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上交所）發布的2004年度業績自查公告中稱：2004年度公司財務報表虛增利潤3700余萬元，如果扣除虛增利潤，2004年業績將由盈利變為虧損。

2005年11月8日，《中國證券報》上刊登了大唐電信公司發布的公告，公告內容為“公司于2005年11月7日接到中國證監會北京證監局通知，通知全文如下：‘大唐電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涉嫌存在虛假信息披露行為，我局已決定對你公司立案調查。特此通知’。公司將積極配合此項工作，并將視調查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大唐電信公司于2005年和2006年連續兩年虧損，被上交所對其股票進行了特別處理，股票名稱前被加上了ST。大唐電信公司2004年業績追溯為虧損后，其名稱由ST大唐變為了*ST大唐。

從2007年3月28日開始，張麗榮陸續買入大唐電信公司的股票。

2007年8月21日，《中國證券報》上刊登了大唐電信公司發布的關于收到事先告知書之公告，公告內容為“2007年8月20日，公司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下達的《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處罰字【2007】2-1號）。主要內容如下：一、《告知書》稱公司存在如下違法行為：1、公司2004年年報虛增利潤：公司在2004年度報告公開披露的2004年度利潤總額為62，385，759.04元。但公司2004年通過費用資本化、少提資產減值準備、不當確認投資收益等方式，虛增該年度利潤總額共計37，186，597.53元。2、公司2004年年報存在重大遺漏：公司在2004年年報年度財務會計報告的會計報表附注中沒有披露2004年末存貨可變現凈值的確定依據。二、《告知書》認為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有虛假記載’和‘重大遺漏’，擬決定對公司處以30萬元罰款，同時責令改正違法行為；并對相關責任人分別予以罰款和警告”。

大唐電信公司于2008年5月26日收到證監會的決定書，決定書中再次確認了事先告知書中認定的的違法行為，并決定：責令大唐電信公司改正虛假陳述行為、對大唐電信公司處以30萬元的罰款、對于應就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分別給予警告且各處以20萬元的罰款、對違法行為的其他責任人員分別給予警告。當月，大唐電信公司就此發布公告。

就證監會的事先告知書中提及的大唐電信公司2004年年度報告，大唐電信公司公告的時間為2005年4月6日。

上述事實，有雙方當事人提交的上述證據及陳述意見在案佐證。

本院認為：本案爭點問題為：第一，對大唐電信公司虛假陳述的實施日和揭露日的確定；第二，張麗榮訴訟請求之經濟損失與大唐電信公司虛假陳述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第三，大唐電信公司是否應當對張麗榮的經濟損失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一、關于對大唐電信公司虛假陳述的實施日和揭露日的確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關于虛假陳述賠償的規定》）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本規定所指的虛假陳述實施日，是指作出虛假陳述或者發生虛假陳述之日”。因大唐電信公司于2005年4月6日公布的其2004年年度報告中虛增2004年度利潤總額，且在該年度報告的會計報表附注中沒有披露2004年末存貨可變現凈值的確定依據。后，該行為被證監會確認構成虛假陳述。故本院依據上述規定，確定2005年4月6日為大唐電信公司虛假陳述的實施日。

《關于虛假陳述賠償的規定》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虛假陳述揭露日，是指虛假陳述在全國范圍發行或者播放的報刊、電臺、電視臺等媒體上，首次被公開揭露之日”。本院據此并結合本案案情，確定大唐電信公司虛假陳述的揭露日為2005年11月8日，即大唐電信公司在《中國證券報》上發布關于其收到“北京證監局”因其涉嫌虛假陳述而向其發出決定立案調查通知書的公告之日。理由如下：

1．大唐電信公司在其于2005年4月6日公布的2004年年度報告中，進行了“虛增2004年度利潤總額37 186 597.53元，且在該年度報告的會計報表附注中沒有披露2004年末存貨可變現凈值的確定依據”的行為。后經“北京證監局”立案并經證監會調查，確認大唐電信公司上述行為構成虛假陳述，大唐電信公司對此予以認可，證監會亦因此最終對大唐電信公司及其相關責任人作出了行政處罰。此結論性事實與大唐電信公司于2005年11月8日在《中國證券報》上發布的公告內容前后呼應，且完全相符，是國家行政監管機構對大唐電信公司該公告中所述涉嫌存在虛假陳述行為的最終證實。該公告登載于全國范圍發行的《中國證券報》上，且系首次公開披露。因此，上述事實符合《關于虛假陳述賠償的規定》中關于“首次被公開揭露”之規定。

2．證監會作為國家證券監管機構，其立案調查的性質不僅屬于國家的一種行政監管措施，而且屬于行政監管力度和行政監管手段都相當強烈的行政監管措施。根據相關行政法規規定，證券監管機構只有在掌握了較為確實充分的證據的前提下，才能對涉嫌證券市場違法、違規者進行立案稽查。因此，大唐電信公司于2005年11月8日發布的關于其收到“北京證監局”因其涉嫌虛假陳述而向其發出決定立案調查通知書的公告內容，對于所有投資者都應屬于具有較強警示性的投資信息，足以影響投資者的投資決策，符合有關虛假陳述“揭露”之客觀要求。

3．虛假陳述被揭示的意義就在于其對證券市場發出了一個警示信號，提醒投資人重新判斷股票價值，進而對市場價格產生影響。大唐電信公司2005年11月8日公告的內容，不僅較為實際，而且已明確寫明“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故其足以提醒投資者要重新判斷股票價值，注意證券市場投資風險，否則風險自負，這是對于一個理性投資人的基本要求。因此，從投資人理性的角度出發，當投資人獲悉“北京證監局”的通知書內容時，應當預料到其中所涉大唐電信公司的行為可能被定性為虛假陳述，進而影響自身的投資決策，防范投資風險。故大唐電信公司2005年11月8日公告的內容符合虛假陳述足以滿足“揭露”之本質要求。

二、關于張麗榮訴訟請求之經濟損失與大唐電信公司虛假陳述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關于虛假陳述賠償的規定》第十八條“投資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虛假陳述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第（二）項規定：“投資人在虛假陳述實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買入該證券”、第（三）項規定：“投資人在虛假陳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賣出該證券發生虧損，或者因持續持有該證券而產生虧損”，第十九條“被告舉證證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虛假陳述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第（二）項規定：“在虛假陳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進行的投資”。據此，本案投資人只有在2005年4月6日及之后，至2005年11月8日之前買入，并在2005年11月8日及之后賣出“大唐電信”股票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才可能被認定為與大唐電信公司虛假陳述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本案中，原告張麗榮作為理性投資者，在2005年11月8日獲悉大唐電信公司因涉嫌虛假陳述被“北京證監局”決定立案調查的通知書以及明確的風險提示之后，仍于2007年3月28日起，陸續買入“大唐電信”股票。張麗榮的行為即要么屬于應當預見大唐電信公司涉嫌存在的虛假信息披露行為可能被定性為虛假陳述行為的結果會給自己帶來投資風險而沒有預見，要么屬于已經預見大唐電信公司涉嫌存在的虛假信息披露行為可能被定性為虛假陳述行為的結果會給自己帶來投資風險但抱有不必然給自己帶來投資風險之僥幸心理，顯屬缺乏足夠的證券市場風險防范意識。在此情況下，張麗榮訴求之經濟損失，屬證券市場中正常的投資交易風險，不應歸責于大唐電信公司。故本院依據《關于虛假陳述賠償的規定》第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認定張麗榮的經濟損失與大唐電信公司虛假陳述行為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三、關于大唐電信公司是否應當對張麗榮的經濟損失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因本院認定張麗榮的經濟損失與大唐電信公司虛假陳述行為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故大唐電信公司對張麗榮的經濟損失不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綜上，大唐電信公司就張麗榮的訴訟請求所涉損失而提出的從張麗榮購買股票的時間段來看“都不在法定時間內”之抗辯意見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張麗榮的訴訟理由不足以使其訴訟請求成立，本院對其訴訟請求不予支持?；诖?，張麗榮提交的交易記錄與本案的關聯性問題，與本案的處理結果無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一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六十六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張麗榮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二千七百六十元，由原告張麗榮負擔（已交納）。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同時根據不服本判決部分的上訴請求數額交納上訴案件受理費（向本院領取交費通知書），上訴于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如在上訴期滿后七日內未交納上訴案件受理費，按自動撤回上訴處理。

                           審 判 長    支建成

                           代理審判員   朱英俊

                           代理審判員   劉  慧

                       二○○九 年 七 月 二十四 日

                           書  記  員   趙  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