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資金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另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以下稱“規定二”）第八十五條第二款之規定，挪用資金歸個人使用是指以下三種情形：（一）將本單位資金供本人、親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二）以個人名義將本單位資金供其他單位使用；（三）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本單位資金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因此，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構成挪用資金罪，必須符合上述法律規定或稱符合本罪構成要件。

　　挪用資金罪作為公司企業內部比較常見的犯罪之一，有的當事人可能完全知曉自己的行為屬于違法犯罪卻仍然為之，這種當事人在案發后通常會選擇自愿認罪認罰，以爭取從寬處理；但有的當事人作為公司的股東、法定代表人、總經理等，在使用公司資金時，并不認為自己的行為屬于違法犯罪，這種當事人在案發后通常會不認罪。而作為辯護人，怎樣在司法實踐中來準確把握挪用資金罪的出罪理由，以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最大化并實現有效辯護呢？筆者為此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通過輸入“挪用資金罪”、“法定代表人”、“無罪”等關鍵詞檢索了近六百篇案例，總結出以下幾點關于該罪的出罪理由。

　　一、犯罪主體不適格，因而不構成挪用資金罪

　　（2019）晉08刑初第9號判決書認為：挪用資金罪的犯罪主體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被告人戈躍進并非運城市上通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不屬于挪用資金罪的犯罪主體，故公訴機關指控戈躍進犯挪用資金罪，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014）南溪刑初字第173號）判決書認為：被告人肖某甲系宜賓市東澳商貿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東，因該公司系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甲在一定條件下對公司的債務要承擔無限責任，因此被告人肖某甲不能成為挪用資金罪的犯罪主體。

　　延刑初字第786號判決書認為：被告人黃某某是源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為一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對公司資金具有完全的支配權，其挪用公司資金并不涉及損害其他股東利益的問題，也不存在其他社會危害性，故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

　　上述三起無罪案件中，一起是因為行為人不是所謂的被害單位的工作人員，兩起是因為所謂的被害公司在性質上屬于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而根據公司法的規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不能證明公司財產獨立于股東自己的財產時，是需要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既然法律已經對一人有限公司股東出現財產混同時所需要承擔的責任作出了規定，且此種情況下并不存在損害其他股東利益的可能性，因此，作為特別法，應優先得到適用，而刑法應保持其該有的謙抑性。

　　二、雖然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資金供其他單位使用，但不能證明謀取了個人利益的，或行為人未以個人名義將款借出，也未謀取個人利益，不構成挪用資金罪（2018）魯1002刑初67號判決書認為：被告人周某某作為東方模具的法定代表人，未經公司董事會研究等法定程序，擅自決定并指令被告人黃某某將東方模具500萬元資金挪至其他公司使用，屬于企業經營行為，該行為違反公司法，如果給公司造成損失，應承擔賠償責任，但現有證據無法證實該二被告人從挪用行為中謀取了個人利益，其行為不符合挪用資金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不能認定其行為構成挪用資金罪。

　　上述案例中，行為人之所以不構成犯罪，是因為根據規定二第八十五條第二款第三項規定，只有當行為人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本單位資金供其他單位使用并謀取個人利益時，才可構成挪用資金罪，而本案中的行為人并沒有謀取個人利益，故不符合挪用資金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因而不構成該罪。

　　（2015）焦刑再一終字第5號判決書認為：原審被告人李二紅為增加村民小組收入，經與小組會計王天錄商量后，將小組預收的宅基地轉讓款50000元，以小組名義借給了沁陽市巨風水泵風機有限公司，后又將此事告訴了部分群眾代表。原審被告人李二紅既未以個人名義將款借出，也未謀取個人利益，其行為不符合挪用資金罪的構成要件。

　　根據規定二第八十五條第二款第二、三項規定，只有符合以個人名義或個人決定這一條件時，行為人才可能構成挪用資金罪，而本案之所以無罪，是因為行為人并未以個人名義將錢借給其他單位使用，即便認為行為人屬于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錢借給其他單位使用，但由于行為人并未謀取個人利益，因而不符合挪用資金罪的犯罪構成要件。

　　三、行為人與公司存在個人借款行為，挪用單位資金未對公司造成實際損害的，不宜以犯罪論處（2016）川11刑終139號判決書認為：行為人作為公司股東及執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與公司之間存在個人借款行為，且股東之間約定公司盈利后，個人對公司的借款，公司要以2%的利息支付給股東個人。行為人將公司購貨款1600萬元挪做他用，未給公司造成實際損害，行為人的行為應認定為企業違規運轉資金，不宜以犯罪處理。

　　從法院的認定來看，該案之所以無罪，根本原因在于行為人的行為沒有給公司造成實際損害，行為本質上也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不符合刑法關于犯罪的定義，因而認定不屬于犯罪行為，不以犯罪論處。

　　四、因缺乏證據證明行為人挪用單位資金后歸個人使用，而作出證據不足的無罪（2018）粵13刑終227號判決書認為：公司的執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對外簽訂投資協議，并將公司投資款匯入合作企業，雖然投資協議因其他原因沒有實際履行，但投資項目真實存在，后合作企業又將投資款轉回公司的，若沒有其他證據能證明行為人有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其本人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以其個人名義將所挪用的資金借給其他自然人和單位的主觀故意和行為的，則行為人不構成挪用資金罪。

　　（2018）粵13刑終227號判決書認為：行為人將公司的投資款轉入其單獨出資成立的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若沒有證據證明該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后有從事投資協議之外的其他經營業務，也沒有證據證明行為人的個人財產與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財產存在混同，則行為人無需對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進而行為人將公司投資款劃入其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行為就不能被認定為歸其本人使用。

　　挪用資金歸個人使用法律規定了三種情形，也就是說只有符合法律所規定的三種歸個人使用的情形時，才可構成挪用資金罪。如果僅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挪用了單位資金，但不能證明行為人挪用單位資金后歸個人使用了，則也不能構成挪用資金罪。

　　同時，根據法律規定，對于每一起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都必須要有確實充分的證據作為支撐，當證據不足、無法排除合理懷疑時，就應當本著疑罪從無的原則確定行為人無罪，這也是在提醒辯護人審查判斷證據的重要性，因為證據問題有時也是很重要的出罪理由。

　　綜合筆者所檢索的近六百篇案例來看，無罪判決可謂鳳毛麟角，其中一審認定無罪的案件居多（4起），二審改判無罪的案件其次（2起），最難得的也是最少的是通過審判監督程序最后判決無罪的（1起），由此可見辯護人在司法實踐中做無罪辯護并能獲得無罪判決之艱難。此外，通過上述所檢索到的無罪案例也可以發現，作為辯護人，出罪的理由還是很廣泛的，不僅限于犯罪構成要件的不符合，還包括證據不足情況下的出罪，當然還有刑法但書的規定亦可作為出罪的理由。所以，作為辯護人，不僅要深入分析案涉罪名的法律構成要件，還要綜合全案把握證據是否達到了定罪量刑所需要的證明標準，如此才有望實現個案的有效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