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告人張建勛，男，１９６９年９月４日出生，漢族，河北省饒陽縣人，初中文化，無業，住天津市紅橋區西關大街南小道子８４號。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６日下午２時３０分左右，被告人張建勛與其友外出飲酒。后返回家中，即令其父外出購買主食鍋貼，當時遭其父拒絕，張暴跳如雷，摔壞錄音機，張父見狀躲出屋外。在此期間，被告人張建勛將放置墻角處的液化石油氣膠管拔下，打開閥門，用火柴點燃石油氣，火焰噴出５０余公分直逼木質墻壁，張此時跑到屋外并大叫“炸死你們”。周圍鄰居聞訊紛紛跑出屋門撥打“１１０”、“１１９”報警。民警及消防隊員及時趕到，將火撲滅，被點燃液化石油氣罐閥門周圍已燒黑，塑料手柄變形，罐體上半部也呈焦黑狀，被告人當場被抓獲。經查，被告人張建勛經常酗酒后毆打其父母。公安機關在現場勘驗中發現被告人居所屬木結構平房，同鄰居隔墻相連成片，房屋面積多為８至１０平方米，成排房屋間距較小，一旦起火殃及成片居民。

   一審法院在受理本案后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據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認定被告人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判處被告人張建勛有期徒刑四年，判決后被告人未上訴，公訴機關未抗訴。

   評析

   在本案審理中，在定罪問題上曾出現了幾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實施行為可定放火罪，理由是被告人主觀上出于泄憤目的，客觀上實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行為，并使用引火物直接點燃液化石油氣罐并已形成火勢，因撲救及時未釀成火災后果，認定放火罪比較符合被告人客觀上實施的行為。還有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所燃液化石油氣罐本身屬于易爆物品，其行為具有引發爆炸物特征，認定其爆炸罪也有依據。最終我們認為應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要理由如下：一、正確區分放火罪、爆炸罪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異同。從三種犯罪構成分析，其主體均為一般主體，行為人主觀上都出于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過失犯罪主觀上不屬“以危險方法”范圍在此不予贅述），從客觀上都實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放火罪使用各種引火物質，直接點燃侵害對象，制造火災，一般情況被焚燒的是公私財物并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爆炸罪是行為人用引發爆炸物或者其他方法制造爆炸，對不特定多數人人身安全和公私財產造成危害。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般用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方法相當不特定方法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三罪的區別主要在于客觀上實施具體危害公共安全行為的不同。而犯罪活動客觀外在表現即犯罪行為應是正確認定罪名的主要因素，只有把握上述三罪不同特點，了解其具體犯罪構成復雜性才能準確定罪。

   分析本案情況，被告人在與其親屬發生糾紛后，產生泄憤報復想法，氣急敗壞不計后果，點燃自家液化氣罐，并揚言炸死他人，其實施行為是以引火物質直接點火，極有可能造成火災，表面上與放火罪相符。但全面分析液化石油氣罐化學屬性，它既不能等同于直接被引火物質點燃焚燒的公私財物，也不能歸為可以直接引發的爆炸物品，同炸藥或自制的爆炸裝置是有區別的。因此本案認定放火罪或爆炸罪均缺乏犯罪構成要件。為準確定性，我們走訪了專業技術人員，得知液化石油氣本身具有可燃性，但又屬易爆物品，被告人點燃的氣罐內經鑒定存有液化石油氣，如罐體燃到一定溫度加之外界氣壓適當其內部液化石油氣急劇膨脹為氣體，當罐體承受不住壓力時就產生迸裂，此時氣罐就變成爆炸物。而據消防專業人士介紹，被告人以及鄰居所住的房屋建材有極強易燃性，加之面積普遍較小且無間隔，如不及時滅火被告人家起火后很快形成大面積火災并難以撲救，肯定會造成嚴重損失。綜合以上情況，本案被告人行為一方面可引發火災，另一方面不排除爆炸后果的出現。因此無論出現其中一種后果還是兩種后果同時出現，都會使鄰居財物遭受毀損或多人傷亡。而這種后果是本案被告人主觀上認識不到事先又無法確定的，而且無法預料和控制。從被告人實施行為看，完全符合同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類似的“危險方法”。以此為據認定其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是準確的，是基于對本案全部事實證據認真分析并始終把握危害公共安全罪構成要件和基本特征而得出的結論。

    關于對“以危險方法”認識，一般情況考慮是同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或相近的方法。但在審判實踐中卻不盡然，如１９９７年修訂的刑法頒布后，我們曾審理一起案件，兩名罪犯盜竊公路上鐵制水井蓋十幾個，后銷贓獲款均分，涉案贓物屬數額較大，對此案我們在定性上也曾產生不同意見，有的認為應定盜竊罪，依法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們認為對該案要在全面掌握案情基礎上，認真研究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關系。從不同角度分析危害行為對犯罪客體所造成的客觀事實，應當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為在實際生活中由于罪犯盜竊道路上水井蓋行為常常導致老人尤其是兒童陷入井中受傷或溺死的嚴重后果出現，造成許多家庭悲劇。還有足以造成法定交通工具的傾覆、毀壞。盡管罪犯主觀故意是非法占有公私財物，往往認識不到也無法控制對公眾生命財產安全形成嚴重威脅，但其犯罪行為足以造成不特定人身和財產重大損害是客觀存在的。因此該類案件侵犯的客體就是社會公共安全。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種違法犯罪手段方法不斷發展，尤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惡性犯罪有上升趨勢，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從犯罪構成角度在理論和實踐中加強探討。對“以危險方法”認識既不能完全局限于同放火罪等行為相等或相近，也不能無限制的隨意擴大適用范圍。必須要在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前提下，堅持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及構成犯罪必須的一切主客觀要件有機統一。在審判案件中一般要按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直接客體確定罪名，才能體現某一種犯罪的最本質特征，從而反映出犯罪構成的必要條件和決定犯罪性質的重要因素，以力求準確劃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界限，正確定罪量刑，保證刑法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民兩種作用的有機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