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合議庭：

　　今天，在合法程序的引導下，重慶東方聯合律師事務所楊肅來、趙悅林律師依法出庭參加庭審。在此，我們謹代表律師事務所全體同仁，以及我們本人向虹橋一案的遇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其家屬表示真誠的慰問，同時也告慰因虹橋垮塌而遇難的40個在天亡靈。在莊嚴的法庭上，在神圣的法律面前，你們的冤屈一定能夠會在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原則指導下得到伸張。

　　現在，我們就被告人劉澤均被指控犯有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一案的指控，提出以下的辯護意見：

　　一、指控被告人冒用他人名義簽訂“購銷合同”不實。因為劉澤均在合同上所蓋的合同專用章，不是由劉澤均保管。劉澤均在購銷合同上蓋章以前，就向所屬的公司法人代表曾某某匯報，曾同意后將公章交給劉澤均和周某某。在簽約時因為格式合同上要求填寫單位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因此，由周寫上曾某某的名字，這個行為是合法的。雖然曾不在簽約現場，但曾將公章交給劉、周去與費簽約，實際上就是法律上的授權行為。

　　關于這個行為另有證據，證明國際公司燃化公司也是同意的。當劉與費簽約后，燃化公司為物資部墊款，并由劉承擔利息。這在1995年11月29日劉與國際公司燃化公司終止承包經營的協議書第2條里得到印證。

　　二、起訴書指控劉“違反國家規定，在自己既無生產能力又無技術條件的情況下，承攬虹橋主要構件主拱鋼管的供貨業務，且未與通用機器廠職工技協技術服務部簽訂正式的鋼管加工合同，也未提出任何技術加工要求，加工完后，違反規定未對加工產品進行驗收，即交付虹橋工程安裝使用”，對于起訴書指控的這幾個問題，在庭審中的質證可以證明劉澤均不是故意所為。

　　1.劉以公司名義與費簽訂合同前，控方證人周某某在庭審質證中證明：在簽約的談判中，費上利、李孟澤在場，費上利明確告知劉“鋼管是非標準件”，“老頭說（經庭審查明此人系李孟澤）質量由我負責，這種管子是大路貨”。正是基于費、李的明確告知，所以在劉與費所簽合同的第7條“驗收標準按費提供的技術資料驗收”；同時也正是因為有費、李明確告知，所以合同中涉及的標的物：螺紋綱、圓鋼、鋼管，前兩項雙方在合同第2條中約定，“按國家標準驗收”。而虹橋建設中需要使用的鋼管按需方技術資料驗收。這里出現一個問題，為什么虹橋使用鋼管不按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驗收，而要按需方技術資料驗收，如何解答這個問題？我們認為：證人周某某的證言能夠說明，費、李向實際加工者通用廠技協提供的圖紙能夠說明，因為該圖紙上無明確的技術要求。我們接受此案后，邀請了有關焊接專家對費、李提供的圖紙進行審核，同時也了解到象虹橋這樣的工程用鋼板加工成鋼管前，委托方與加工方的技術人員首先應該對加工圖紙進行技術會審，委托方應該進行技術交底，而這些作為真正的委托方（費上利）和加工方（通用技協）都未按規定程序做，這難道是一時疏忽嗎？顯然不是，因為他們都是建橋的專家和焊接的技術負責人，對這些要求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同時，書證、證人證言等證據表明，他們認為虹橋所用主拱鋼管，用不著按國際、行標進行驗收。也正是基于此，劉才敢與費簽約。反過來費與劉簽約，也是知道劉要加工的鋼管是在通用機器廠焊接，而通用機器廠的技術力量、設備和加工制作這些鋼管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虹橋的技術負責人也談到：多次到加工鋼管的通用廠，而第一次就是考察該廠的生產設備、技術能力，同時鋼管在虹橋工地安裝后發現質量不合格，重新焊作的試塊經檢驗又合格，這也說明通用廠的技術力量、加工制作是能夠達到規定的標準的（控方證人劉長明的行為就證明了這一點）。

　　2.關于劉與通用技術服務部未簽鋼管加工合同，未提任何技術加工要求，從法庭調查，證人證言和書證印證，需方真正使用者費上利都沒有提出，當然劉也就無法提了。換句話說：這么普通的鋼管，既然可以不按國際驗收，那么簽約顯然成了多余。

　　3.為什么鋼管加工完后，劉不驗收？按劉與費的購銷合同第3條的約定“螺紋綱、圓鋼在供方廠家提貨，鋼管在供方加工地提貨，（運至需方指定地點）運費及上下車費由需方承擔。”按經濟合同法，在供方加工地提貨，供方代辦運輸，其合同履行地應當在通用廠。合同所約定的標的物的驗收地也就在通用廠內，并且驗收標準是需方按自己的技術資料驗收。因此我們認為：根據本案實際情況，劉的驗收實際是費上利自己驗收的。

　　正是基于以上客觀事實的存在，以及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證據，所以劉澤均無生產能力、無技術條件，未與通用廠技協簽訂加工委托合同，未提任何技術加工要求，不驗收，其事實表明這些均被費上利和通用廠技協的行為所代替。

　　三、起訴書指控“鋼管加工完畢后，劉未進行任何質量檢收，即交付施工單位使用”，這是本案的關鍵。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構成該罪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要件是行為人應該是明知自己銷售的產品不符合安全標準。首先在“交付時”劉澤均是不是“明知”鋼管的焊接存在質量問題，在法庭調查過程的書證、物證、證人、證言，都已證明了劉澤均不是在交付時明確知道鋼管焊接存在質量問題。其次，《產品質量法》第21條規定“銷售者應當執行進貨檢查驗收制度，驗明產品合格證明和其他標識”。可見，劉澤均這時的行為違反的是應當檢查驗收的制度而不是對鋼管存在質量問題的“明知”。沒有驗收并不能得出“明知”鋼管不合格的結論。第三，劉澤均知道鋼管焊接不合格時是購銷合同買賣關系完結，標的物所有權已經發生轉移之后。起訴書也說得再明白不過了，“當虹橋鋼拱安裝好后，費發現安裝的鋼拱檢驗不合格。為掩蓋鋼管不合格的真相，費上利、劉澤均、胡開明共謀作假……”。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準確劃分“明知”的時間，是對劉澤均的行為構成此罪還是彼罪的關鍵所在。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正確區分此罪與彼罪界限的前提下，才能確保刑法的正確實施，使被告人認罪伏法；依法準確認定犯罪性質，才能懲罰打擊犯罪。

　　以上辯護意見，請合議庭予以充分考慮，作出公正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