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北京市盈科（濟南）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劉某的委托，指派律師擔任被告人劉某的辯護人。辯護人通過庭前閱卷，結合今天的庭審情況，依法發表如下辯護意見，望合議庭予以重視并采納。

　　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劉某涉嫌犯詐騙罪的定性不持異議，但其具有如下從輕或減輕情節，望合議庭予以重視并采納。

　　一、被告人劉某到案后以電話的方式規勸XX投案自首的行為構成立功，依法可以減輕處罰。

　　根據公安機關出具的《抓獲經過》能夠證實，劉某在被抓獲后，主動通過電話的方式規勸被告人XX投案自首，XX于次日自行到公安機關投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之規定，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分子到案后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第五條對“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作出進一步明確，犯罪分子具有下列行為之一，使司法機關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屬于 《解釋》第五條規定的“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1.按照司法機關的安排，以打電話、發信息等方式將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約至指定地點的......因此，劉某電話規勸同案犯到辦案單位投案自首的行為符合“協助抓捕”型立功的構成，其行為有效的幫助了司法機關使得其他同案人及時歸案，節約了司法資源，促進了同案人認罪服法，人身危險性得以消除，從作用和效果兩方面均符合“協助抓捕”，應當認定為立功，依法可以減輕處罰。

　　二、被告人劉某在犯罪活動中僅起次要、輔助的作用，依法應當認定為從犯，依法可以減輕處罰。

　　根據在案的證據能夠證實，劉某開發涉案的APP的初衷并非是用于實施詐騙犯罪活動，而是基于其與第三方達成的技術開發合同關系所實施的正當的、合法的開發行為。后因XX提議可將涉案App用于金融理財業務，才將其交給XX使用。根據被告人劉某的供述：略，某某的供述中也同樣提到：略。由此可見，劉某并非犯意的發起者，僅僅是負責系統維護工作，至于具體的銷售、培訓員工、操作后臺漲跌等工作均不知情，被害人何時投入資金，投入多少資金，是盈利還是虧損，何時盈利何時虧損，盈利多少虧損多少其均不知情，其對整個犯罪活動的參與度極低，處于次要、輔助地位，符合從犯的構成要件，應當認定為從犯。根據《山東省量刑指導意見》對于從犯，應當減少基準刑的20%-50%；犯罪較輕的，應當減少基準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

　　三、除上述法定從輕、減輕情節外，被告人劉某還具有如下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

　　（一）被告人劉某歸案后如實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實，構成坦白。劉某在歸案后不僅幫助了司法機關規勸同案人投案自首，還如實的交代了自己所犯的全部罪行，包括在今天的庭審中劉某的供述都十分穩定。根據《山東省常見犯罪量刑指導意見》第21條之規定，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減少基準刑20%以下。

　　（二）被告人劉某在偵查階段便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認罪態度良好，具有強烈的悔罪表現，可以對其最大限度的從寬處罰。根據《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第三條第9、10款，在刑罰評價上，主動認罪優于被動認罪，早認罪優于晚認罪，徹底認罪優于不徹底認罪，穩定認罪優于不穩定認罪。認罪認罰的從寬幅度一般應當大于僅有坦白，或者雖認罪但不認罰的從寬幅度。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節，同時認罪認罰的，應當在法定刑幅度內給予相對更大的從寬幅度。

　　（三）被告人劉某積極退賠被害人損失并已取得諒解，消除了社會危害性及人身危險性，確有悔罪表現，根據《山東省常見犯罪量刑指導意見》第25之規定，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以及認罪、悔罪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量刑。

　　（四）被告人劉某無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平時表現一貫良好，對其可以酌情從輕處罰。

　　綜上所述，被告人劉某的涉案情形，完全符合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中第14條、第16條之規定，對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觀惡性小、人身危險性較小、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要依法從寬處理的精神。因此，我們懇請合議庭對被告人劉某減輕處罰，給予其一個改過自新、重新回歸社會的機會。

　　此致

　　XX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