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例第201號）

     【要旨】

　　辦理涉及眾多未成年人的網絡詐騙案件，應注重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實現分類處理，精準幫教。依托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建議公安機關在全面收集證據、查清事實基礎上，充分考量未成年人的涉案情節，綜合判定其主觀違法性認識，依法分類處置。在審查起訴時，結合社會調查、心理測評、風險評估等情況，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分類處理并開展精準幫教。針對未成年人涉網違法犯罪防治難題，推動多部門搭建數字平臺，實現對未成年人涉網違法犯罪的精準預防。

　　【基本案情】

　　被告人姚某某，男，1984年10月5日出生，初中文化，無業。

　　未成年被告人趙某某、張某某、鄒某等16人。

　　被附條件不起訴人王某、成某、李某某等12人。

　　被不起訴未成年人許某某、王某某、任某某等41人。

　　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姚某某伙同他人組建詐騙團伙，在詐騙團伙中設置團長、師傅、助理、外宣四個層級，通過在網絡平臺虛構網絡兼職、工資待遇等信息，騙取兼職人員繳納會員費的方式實施詐騙，涉案人員750名，犯罪金額達1300余萬元。在實施詐騙過程中，姚某某拉攏、招募、吸收大量未成年人參與違法犯罪，涉案未成年人達560人，其中450余人系在校學生。在詐騙團伙中，未成年人趙某某等4人擔任師傅，承擔小組管理職責，犯罪數額為30萬至350萬余元不等；王某等30人擔任助理，協助師傅進行培訓指導，犯罪數額為1萬至95萬余元不等；許某某、任某某等35人擔任外宣，負責騙取新成員繳納會費，犯罪數額為3千至1萬余元不等。

　　檢察機關經審查認定，姚某某為首要分子，應按照詐騙團伙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并且犯罪數額特別巨大。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后，姚某某被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九個月，并處罰金。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分類處理。2019年7月，浙江省某市公安局某區分局對姚某某等人涉嫌詐騙罪立案偵查。按照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浙江省某市某區人民檢察院介入案件后，認為涉案兼職犯罪模式對未成年人具有迷惑性、誘導性，案件處理的關鍵在于全面查清案情的基礎上，著重從目的、動機等主觀方面和參與次數、持續時間、涉及金額等客觀方面，對涉案人員區分責任、區別處置。建議公安機關在查清涉案事實和綜合判斷主觀違法性認識后，按照三種情形進行辦理：一是對涉案金額未達到詐騙罪數額較大標準的，不認定為犯罪；二是對涉案金額達到或略高于詐騙罪數額較大標準，具有因謀求兼職需要、僅完成團伙規定任務、參與時間短、主動退出犯罪團伙、退贓退賠等情節的，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依法作出相應行政處罰；三是對涉案金額超出詐騙罪數額較大標準，具有主動參與、參與時間長、詐騙次數多等情節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最終，公安機關對何某某等491名涉案未成年人的行為不作為犯罪處理，對趙某某等69名涉罪未成年人移送審查起訴。

　　寬嚴相濟。2019年11月至2022年1月，公安機關陸續將69名涉罪未成年人以詐騙罪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受理后，依托社會支持體系對涉罪未成年人及時開展補充社會調查，從個體、家庭、成長經歷、幫教條件、社會交往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并結合案件事實依法分類處理：對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社會危害性大的，依法提起公訴；對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認罪悔罪態度好、認知行為存在偏差需要矯正，符合附條件不起訴條件的，設置考察條件，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對符合不起訴條件的，作出不起訴決定。某區檢察院先后對趙某某等16人提起公訴，對王某等12人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對許某某等41人作出不起訴決定。趙某某等16人均被判處有期徒刑刑罰。

　　精準幫教。檢察機關依托區少年司法一體化社會關護機制，聯合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門，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全流程精準幫教。在引導其認識罪錯的同時，委托司法社工和心理咨詢師、家庭教育指導師對嚴重行為偏差或存在心理問題的涉案未成年人開展心理危機干預、家庭教育指導、幫扶救助等工作。經過多方幫教，促使涉罪未成年人重回正軌，53名被附條件不起訴和不起訴的涉罪未成年人中有41人順利考取大專以上院校。

　　預防治理。針對案件暴露的未成年人涉網違法犯罪高發、頻發、面廣，使用傳統手段無法實現精準、及時預防等問題，區檢察院聯合公安、民政等多部門搭建數字化平臺，預防網絡違法犯罪。依托浙江省一體化數字資源系統（IRS），會商公安、民政、衛健、教育等職能部門，形成涵蓋酒吧、網吧、旅館等場所的數據庫，通過內嵌于平臺的算法和數據模型，發現異常人員和行為，及時向主管部門推送預警，實現未成年人涉網違法犯罪行為早發現、早介入、早阻斷。

　　【指導意義】

　　（一）辦理涉及眾多未成年人網絡犯罪案件，應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實基礎上，對案件依法分類處理。檢察機關辦理此類案件，應與公安機關統一執法司法理念，推動公安機關充分考慮網絡犯罪手段特殊性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認知水平，全面審查涉案未成年人的動機、目的、參與次數、持續時間、涉及金額等情節，綜合判斷涉案未成年人主觀違法性認識。對違法但不構成犯罪的，建議公安機關依法作出相應行政處罰。

　　（二）審查涉及眾多未成年人網絡犯罪案件時，應落實幫教精準化、處遇個別化。檢察機關要立足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再犯的立場，在審查起訴時全面審查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事實、地位作用、悔罪表現、監護幫教條件等，結合社會調查、心理測評和風險評估，依法提起公訴或作出附條件不起訴、不起訴決定，落實分級干預。同時根據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行為習慣、認知和需求、風險等級等因素，選配司法社工、心理咨詢師、家庭教育指導師等專業人員，對涉罪未成年人實施個性化幫教矯治。

　　（三）打破數據壁壘，利用數字化手段推動涉未成年人網絡違法犯罪源頭治理。針對履職過程中發現未成年人涉網絡違法人數多、犯罪防治難度大、犯罪手段隱秘等治理難題，檢察機關要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對檢察業務的支撐和推動作用。對實踐中多發的涉及未成年人諸如校園網貸、網絡賭博等情形開展風險評估和動態預警，在保障信息安全和維護個人隱私的基礎上，及時向職能部門推送保護、救助的預警信息，進而形成部門協作、數據融通、智能分析、精準預警、高效處理的未成年人數字保護新格局。

　　【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九條、第二百八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一百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八條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第三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