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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康保險代理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長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保險代理合同糾紛再審民事判決書
時間：2020年04月07日 來源： 作者： 瀏覽次數：2152 收藏[0]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決 書
（2017）鄂民再28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華康保險代理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陽市。
主要負責人：忻某，該公司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劉某，湖北長久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長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漢市。
主要負責人：顧某，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秦某，該公司員工。
委托訴訟代理人：徐某，北京立方（武漢）律師事務所律師。
再審申請人華康保險代理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簡稱華康湖北分公司）因與被申請人長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簡稱長城人壽公司）保險代理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鄂襄陽中民三終字第00404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于2016年3月17日作出（2016）鄂民申150號民事裁定，提審本案。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了本案。再審申請人華康湖北分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劉某，被申請人長城人壽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秦某、徐某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華康湖北分公司再審請求撤銷湖北省襄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鄂襄陽中民三終字第00404號民事判決，維持湖北省襄陽市樊城區人民法院〔2014〕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567號民事判決。事實與理由：原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1.李某并非再審申請人以及湖北華康保險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湖北華康公司）代理人，二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2.即使能夠認定李某系再審申請人或湖北華康公司保險代理人身份，但再審申請人或湖北華康公司也未作為經代公司直接代理涉訴合同。李某與再審申請人之間不存在勞動合同關系，其個人直接向保險公司推薦的保戶不可能通過再審申請人代理銷售。3.即使李某系再審申請人或湖北華康代理公司保險代理人，以及代理了本案訴爭保險業務，再審申請人在代理過程中不存在過錯，完全履行了代理人應盡義務，對于“投保詢問”均是被保險人本人回答，即使李某對投保人余某是否患過相關疾病有所了解，但在被申請人沒有明確要求的情況下，李某可以選擇性的告知，不存在故意隱瞞，依據《專業保險代理協議》，被申請人無權要求再審申請人賠償。4.本案是投保人和被申請人形成的保險合同關系，本起保險事故是被申請人自身原因造成。被申請人在核保時已知道投保人存在“竇性心動過緩”等心臟疾病身體疾病，并已明知余某投保時就其身體狀況具有“未如實告知”的情形，其將因此產生的風險轉嫁給再審申請人于法無據。
長城人壽公司辯稱，1.李某系湖北華康公司的保險代理人，涉案保險合同業務由李某代理簽訂。2.李某明知余某身患疾病卻未向被申請人如實告知的行為違反了法律規定及《專業保險代理協議》的約定，再審申請人應當對因此給被申請人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3.被申請人不知被保險人真實身體狀況，常規檢查未能發現其存在疾病，被申請人無過錯，不能免除保險代理人未如實告知義務及法律責任。請求再審維持原判決。
長城人壽公司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判令華康湖北分公司賠償其損失317946元及利息，并承擔本案訴訟費用。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2010年1月1日，長城人壽公司作為甲方與湖北華康保險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湖北華康公司）作為乙方簽訂《專業保險代理協議書》，協議主要約定：1、甲方委托乙方在乙方營業執照許可范圍內代理銷售經甲方書面認可的保險險種（險種含幸福人生終身壽險、附加定期壽險）；2、甲方委托乙方指導投保人填寫投保單等相關單證，為投保人辦理相關投保手續；3、甲方委托乙方傳遞投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的投保、變更、保險給付申請等相關文件；4、乙方不得簽發任何投保單、保險協議，或以任何方式作出同意承保的承諾，不得以自己或甲方的名義從事任何保險理賠工作，不得簽訂任何賠付協議或作出任何形式的賠付承諾；5、乙方代理保險業務時，應全面了解投保人的資信、經營管理、以往保險記錄等情況，但全面了解的情況范圍限于甲方投保單和相關附件中要求投保人如實告知的“投保詢問”；6、乙方僅對投保標的和投保人的可保利益等進行了解，并提醒投保人需如實告知前述情況，向甲方如實匯報投保人告知的情況和如實匯報乙方所掌握的情況，但乙方不進行核實；7、乙方應將保險條款的內容、釋義、免責事項等如實告知投保人、被保險人，同樣應將乙方所了解的投保人、被保險人的真實情況如實告知甲方，包括真實的客戶信息及投保情況等；8、甲乙雙方應認真履行各自責任，如一方違反本協議規定，給對方的信譽造成嚴重不良影響和重大經濟損失，另一方可書面通知違約方解除本協議，并由違約方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并補償相應的經濟損失；9、乙方串通投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或其他第三方惡意欺詐甲方，甲方有權隨時終止本協議，并有權要求乙方賠償損失。
2010年6月24日，余某以其本人為被保險人通過李某向長城人壽公司投保長城幸福人生終身壽險及長城附加定期壽險，并填寫人身保險投保書，其在投保書健康告知詢問事項“是否曾有心律失常癥狀”欄及其他詢問欄投保人、被保險人回答處均確認為“否”。2010年6月28日，長城人壽公司向余某發出體檢通知書，要求余某至該公司指定的長陽土家族自治縣中醫院進行體檢。2010年7月9日，長陽土家族自治縣中醫院為余某出具健康體檢報告書，報告書心電圖欄載明“竇性心動過緩”。2010年7月20日，長城人壽公司同意為余某承保長城幸福人生終身壽險及長城附加定期壽險，并制作《人身保險合同》，合同內附人身險保險單、人身保險投保書及長陽土家族自治縣中醫院出具的健康體檢報告書。
2011年2月1日，長城人壽公司作為甲方、湖北華康公司作為乙方、華康湖北分公司作為丙方共同簽訂《合同主體變更協議》一份，協議主要約定：1、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將甲乙此前簽訂的保險代理合同（以下簡稱原合同）之乙方變更為丙方，乙方根據原合同所享有的收取續期代理報酬的權利將轉由丙方享有，甲方承諾不因本協議的簽訂和乙方的注銷而拒絕支付丙方續期代理報酬，除本協議約定的情形外，原合同的其他內容不變；2、乙方在本協議生效前基于履行原合同對甲方所享有權利和義務（包括但不限于債權、債務等）由丙方繼續享有和承擔。
2011年12月15日，余某因病住院，被診斷為慢性肺源性心臟病，次日，余某死亡。2013年8月5日，余某之妻覃某1以長城人壽公司拒絕賠付保險金為由將該公司訴至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人民法院，同年10月11日，該院作出（2013）鄂江漢民二初字第01329號民事判決，判令由長城人壽公司支付覃某1保險金30萬元。長城人壽公司不服向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該院二審作出（2014）鄂武漢中民商終字第00052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嗣后，長城人壽公司按照判決確定的義務向余某之妻覃某1支付了賠償款。
另查明：華康湖北分公司是華康保險代理有限公司設立的分支機構；華康保險代理有限公司、湖北華康公司均為廣州華康投資咨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湖北華康公司至判決時企業狀態為正常。
一審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4]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567號民事判決：駁回長城人壽公司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6070元，由長城人壽公司負擔。
長城人壽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審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予以確認。
二審法院認為，關于李某是否為被上訴人華康湖北分公司的保險代理人問題。該院認為，已發生法律效力的〔2014〕鄂武漢中民商終字第00052號民事判決中對李某的保險代理人職業身份已作認定；另外，2012年8月23日，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崗區人民法院在審理覃某1（系余某之妻）訴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以下簡稱新華人壽宜昌中支公司）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中，新華人壽宜昌中支公司的業務員覃某2陳述，李某是中國人壽和華康保險代理有限公司的業務員；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人民法院在審理覃某1訴海康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中，作出〔2014〕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805號民事調解書中認定“2010年6月19日，覃某1的丈夫余某經保險代理機構湖北華康保險代理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的保險代理人李某介紹，向海康人壽湖北分公司投保海康（安心如意321）定期壽險，海康人壽湖北分公司同意承保，并經李某代理與余某簽訂保險合同”；2010年7月20日，余某與長城人壽公司簽訂的保險合同首頁下部明顯打印“中介機構名稱：華康湖北宜昌長陽、代理人李某（代碼：A413252）”，合同中其他見證代理人簽名處均簽署的為“李某”。從上述不特定事件中確定事實綜合認定，可以認定李某應為華康湖北分公司的保險代理從業人員，并以保險代理身份與余某簽訂了本案訴爭的保險合同。
關于華康湖北分公司是否應向長城人壽公司承擔保險金及損失賠償責任的問題。二審法院認為，保險合同屬射幸合同，不論是保險人還是被保險人均存在承擔風險一面，也存在收益獲利的一面。所以雙方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均更應該謹慎和增加注意義務。訂立保險合同時投保人向被保險人的如實告知義務，涉及到保險人的風險控制，將直接影響其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故《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對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同時也規定了保險人對保險風險相關事項向投保人詢問確認的明確職責。保險代理人作為保險人授權的機構或人員，在保險代理業務中，同樣應當履行保險人的審查確認責任，即對保險合同約定的告知事項向投保人詳細告知說明并如實確認。本案李某與余某為親戚關系，李某在代理長城人壽公司與余某簽訂人身保險合同時明知余某患過慢性阻塞性肺病，存在投保單應告知確認疾病中的病癥，但其未如實表述，從而導致長城人壽公司未獲得投保人真實的身體狀況，未能作出相應的風險處置，并因余某肺源性心臟病死亡承擔了保險責任。李某隱瞞投保人疾病的行為應屬主觀過錯，并對長城人壽公司承擔的保險責任存在因果關系。李某作為華康湖北分公司的從業人員，按照《專業保險代理協議》約定，華康湖北分公司應當對長城人壽公司的保險金及相應損失承擔賠償責任。長城人壽公司支付覃某130萬元保險金及因該保險金訴訟產生的一、二審訴訟費用8746元，合計308746元，應由華康湖北分公司予以賠償。長城人壽公司提出的律師代理費損失9200元及利息不屬必然發生的費用，非損失范疇，不予支持。
二審法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鄂襄陽中民三終字第00404號民事判決：一、撤銷湖北省襄陽市樊城區〔2014〕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567號民事判決；二、華康湖北分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賠償長城人壽公司損失308746元；三、駁回長城人壽公司其他訴訟請求。一審案件受理費6070元、二審案件受理費6070元，合計12140元，由華康湖北分公司負擔11770元，長城人壽公司負擔370元。
本院再審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均未提供新證據。本院再審對湖北省襄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鄂襄陽中民三終字第00404號民事判決查明的事實予以確認。
綜合各方當事人的再審訴辯意見，本案再審爭議焦點為：（一）李某是否為華康湖北分公司的從業人員；（二）華康湖北分公司應否向長城人壽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關于李某是否為華康湖北分公司的從業人員問題。對此，本院認為，湖北省襄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鄂襄陽中民三終字第00404號民事判決已做的評析認定客觀，本院不再贅述。另從2010年8月25日長城人壽公司向湖北華康公司支付2010年7月份保險中介服務費時、湖北華康公司出具的統一發票及長城人壽公司列明的與發票數額對應的保險中介服務費明細單分析，該明細單上備注的保險機構名稱、代理機構名稱、保單號、險種名稱、保單生效日期、標準保費、投保人及被保人姓名、代理機構業務員工號及姓名均與本案訟爭人身保險合同反映內容一致，足以證實本案保險事故發生時，李某為湖北華康公司保險代理人。根據長城人壽公司、湖北華康公司、華康湖北分公司三方共同簽訂的《合同主體變更協議》，華康湖北分公司應為李某代理湖北華康公司訴爭保險業務產生的權利義務予以承繼。華康湖北分公司對保險中介服務統一發票沒有異議，對保險中介服務費明細單提出異議，認為系長城人壽公司單方制作。但本院認為長城人壽公司出具的保險中介服務費明細單與湖北華康公司出具的統一發票總額相對應，形成證據鏈；且華康湖北分公司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內提交相反證據，對其異議不予采信。因此，華康湖北分公司否認李某為其從業人員的再審理由不能成立。
（二）關于華康湖北分公司應否向長城人壽公司承擔賠償責任問題。本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其從業人員在辦理保險業務活動中不得有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的行為；該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保險經紀人因過錯給投保人、被保險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本案長城人壽公司與湖北華康公司簽訂的《專業保險代理協議》及長城人壽公司、湖北華康公司、華康湖北分公司三方簽訂的《合同主體變更協議》，均不違反國家法律及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當事人應當按協議約定,履行各自義務。相關生效判決已確認李某與余某為親戚關系，并認定李某在介紹余某與覃某1簽訂保險合同時明知余某并患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事實。2011年12月16日長陽土家族自治縣人民醫院的入出院記錄記載余某“患者7年來反復發作咳嗽，咳白粘…半年前發現××并行抗結核治療…既往有××及慢性肺源性心臟病史”。李某在代理長城人壽公司與余某簽訂本案訴爭人身保險合同時是明知余某存在投保單應告知確認疾病中的病癥，依約應當將余某曾因肺病住院等事實向長城人壽公司報告，李某未將所了解的投保人、被保險人的真實情況如實告知保險人，違反了長城人壽公司與湖北華康公司之間《專業保險代理協議》的約定，按照該協議約定及法律規定，應由李某所在經代公司湖北華康公司對李某的過錯行為對長城人壽公司造成的經濟損失承擔賠償責任。長城人壽公司在承保前對余某體檢時雖然已經發現余某存在“竇性心動過緩”癥狀，但對該事實是否足以影響承保，華康湖北分公司未提交證據證實。對長城人壽公司因余某肺源性心臟病死亡承擔的保險責任及因此產生的損失，鑒于華康湖北分公司已根據《合同主體變更協議》承繼了湖北華康公司的權利和義務，故應當由華康湖北分公司對李某的職務行為按照《專業保險代理協議》的約定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向長城人壽公司承擔賠償責任。華康湖北分公司再審主張“可選擇性告知”及不應由其承擔賠償責任的再審理由均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湖北省襄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鄂襄陽中民三終字第00404號民事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及實體處理正確，華康湖北分公司的再審請求不能成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判決如下：
維持湖北省襄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鄂襄陽中民三終字第00404號民事判決。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袁正英
審判員 周海燕
審判員 陳 川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
書記員 謝遠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