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院認為，本案二審爭議的焦點問題有四：一是本案涉及的姓名、電話號碼及行程安排是否可以通過隱私權糾紛而尋求救濟；二是根據現有證據能否認定涉案隱私信息是由東航和趣拿公司泄露；三是在東航和趣拿公司有泄露龐理鵬隱私信息的高度可能之下，其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四是中航信更有可能泄露龐理鵬信息的責任抗辯事由是否有效成立。以下分別進行評析。

一、本案涉及的姓名、電話號碼及行程安排等事項是否可以通過隱私權糾紛而尋求救濟

東航在本案二審中提出，姓名、電話號碼及行程安排等事項是運輸合同中的內容，不構成隱私信息，因而其并沒有侵犯隱私權的行為。對此，本院認為，姓名、電話號碼及行程安排等事項首先屬于個人信息。在現代信息社會，個人信息的不當擴散與不當利用已經越來越成為危害公民民事權利的一個社會性問題，因此，對于個人信息的保護已經成為全球共識。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也明確提出要對個人信息進行保護。即將于2017年10月1日實施的《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一條也明確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但是，在對個人信息進行保護的思路上，各國卻有不同看法，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立法例。有的將個人信息歸屬于隱私權進行保護（美國），有的則將個人信息歸屬于一般人格權或直接作為個人信息權進行保護（德國）。與國外的分歧一樣，我國法律界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思路也存在與上述情況相似的爭鳴。然而，專業的爭鳴本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權利保護的實踐，如果因為專業爭鳴未能達成共識就放棄對民事權益進行保護，豈非本末倒置？因此，無論對于個人信息的保護思路有如何的分歧，都不應妨礙對個人信息在個案中進行具體的保護。

本案中，龐理鵬被泄露的信息包括姓名、尾號9949手機號、行程安排（包括起落時間、地點、航班信息）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二條的界定，自然人基因信息、病歷資料、健康檢查資料、犯罪記錄、家庭住址、私人活動等是屬于隱私信息的。據此，龐理鵬被泄露的上述諸信息中，其行程安排無疑屬于私人活動信息，從而應該屬于隱私信息，可以通過本案的隱私權糾紛主張救濟。

至于龐理鵬的姓名和手機號，在日常民事交往中，發揮著身份識別和信息交流的重要作用。因此，孤立來看，姓名和手機號不但不應保密，反而是需要向他人告示的。然而，在大數據時代，信息的收集和匹配成本越來越低，原來單個的、孤立的、可以公示的個人信息一旦被收集、提取和綜合，就完全可以與特定的個人相匹配，從而形成某一特定個人的詳細而準確的整體信息。此時，這些全方位、系統性的整體信息，就不再是單個的可以任意公示的個人信息，這些整體信息一旦被泄露擴散，任何人都將沒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個人的隱私將遭受巨大威脅，人人將處于惶恐之中。因此，基于合理事由掌握上述整體信息的組織或個人應積極地、謹慎地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信息泄露。任何他人未經權利人的允許，都不得擴散和不當利用能夠指向特定個人的整體信息。本案中，如果詐騙分子僅僅知道龐理鵬的姓名或手機號，則無法發送關于航班取消的詐騙短信；如果詐騙分子僅僅知道龐理鵬的行程信息，則亦無法發送關于航班取消的詐騙短信。而恰恰是詐騙分子掌握了龐理鵬的姓名、手機號和行程信息，從而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整體信息，所以才能夠成功發送詐騙短信。因此，本案中，即使單純的龐理鵬的姓名和手機號不構成隱私信息，但當姓名、手機號和龐理鵬的行程信息（隱私信息）結合在一起時，結合之后的整體信息也因包含了隱私信息（行程信息）而整體上成為隱私信息。另外，隱私權于1890年提出后經過一百多年經濟社會的發展，已經不再局限于提出時的內涵。隨著對個人信息保護的重視，隱私權中已經被認為可以包括個人信息自主的內容，即個人有權自主決定是否公開及如何公開其整體的個人信息。就姓名而言，自然人本就對其姓名擁有姓名權。但同時，姓名本身也是一種身份識別信息，它和手機號及行程信息結合起來的個人信息也應屬于個人信息自主的內容。基于此，將姓名、手機號和行程信息結合起來的信息歸入個人隱私進行一體保護，也符合信息時代個人隱私、個人信息電子化的趨勢。

綜上，本院認為本案涉及的姓名、電話號碼及行程安排等事項可以通過隱私權糾紛而尋求救濟。

二、根據現有證據能否認定涉案隱私信息是由東航和趣拿公司泄露

東航和趣拿公司在本案審理過程中都主張，龐理鵬沒有證據證明其個人信息是東航或趣拿公司泄露，因而東航和趣拿公司不存在侵犯隱私權的行為。對此，本院認為，基于人類科學技術和認識手段的限制，現實中的客觀事實經常不能通過事后的證明被完全還原。因此，訴訟中的證明活動，往往是一種受限制的認識活動，而并非無止境的絕對求真過程。基于這一認識，法律設計了證明標準規則，即對待證事實的證明達到何種程度即可確認該事實存在的規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八條之規定，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對一方當事人為反駁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所主張事實而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認為待證事實真偽不明的，應當認定該事實不存在。據此，本案中的關鍵是看龐理鵬提供的證據能否表明東航和趣拿公司存在泄露龐理鵬個人隱私信息的高度可能，以及東航和趣拿公司的反證能否推翻這種高度可能。

（一）龐理鵬提供的證據能否表明東航和趣拿公司存在泄露龐理鵬個人隱私信息的高度可能

本案中，魯超通過去哪兒網為龐理鵬和自己向東航訂購了機票，并且僅僅給去哪兒網留了自己的手機號，而非龐理鵬的手機號。但是，由于龐理鵬以前曾經通過去哪兒網訂過機票，且是東航的常旅客，現有證據顯示東航和去哪兒網都留存有龐理鵬的手機號。同時，中航信作為給東航提供商務數據網絡服務的第三方，也掌握著東航的相關數據。因此，從機票銷售的整個環節看，龐理鵬自己、魯超、趣拿公司、東航、中航信都是掌握龐理鵬姓名、手機號及涉案行程信息的主體。但從本案現有證據及龐理鵬、魯超在整個事件及訴訟中的表現看，龐理鵬和魯超的行為并未違背一名善意旅客所應有的通常的行為方式。在沒有相反證據予以證明的情況下，本院確信龐理鵬、魯超在參加購買機票的民事活動及本案民事訴訟活動時具備誠實、善意的通常狀態，不屬于自己故意泄露個人信息而進行虛假訴訟。所以，上述主體中，可以排除龐理鵬和魯超泄露龐理鵬隱私信息的可能。

在排除了龐理鵬和魯超的泄露可能性之后，趣拿公司、東航、中航信都存在泄露信息的可能。而從收集證據的資金、技術等成本上看，作為普通人的龐理鵬根本不具備對東航、趣拿公司內部數據信息管理是否存在漏洞等情況進行舉證證明的能力。因此，客觀上，法律不能也不應要求龐理鵬確鑿地證明必定是東航或趣拿公司泄露了其隱私信息。而從龐理鵬已經提交的現有證據看，龐理鵬已經證明自己是通過去哪兒網在東航官網（由中航信進行系統維護和管理）購買機票，并且東航和去哪兒網都存有龐理鵬的手機號。因此，東航和趣拿公司以及中航信都有能力和條件將龐理鵬的姓名、手機號和行程信息匹配在一起。雖然，從邏輯上講，任何第三人在已經獲知龐理鵬姓名和手機號的情況下，如果又查詢到了龐理鵬的行程信息，也可以將這些信息匹配在一起，但這種可能性卻非常低。因為根據東航出具的說明，如需查詢旅客航班信息，需提供訂單號、旅客姓名、身份證號信息后才能逐個查詢。而第三人即便已經獲知龐理鵬姓名和手機號，也很難將龐理鵬的訂單號、身份證號都掌握在手，從而很難查詢到龐理鵬的航班信息。而與普通的第三人相比，恰恰是趣拿公司、東航、中航信已經把上述信息掌握在手。此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在本案所涉事件發生前后的一段時間，東航、趣拿公司和中航信被多家媒體質疑存在泄露乘客信息的情況。這一特殊背景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東航、趣拿公司和中航信泄露龐理鵬隱私信息的可能。綜上，本院認定東航、趣拿公司存在泄露龐理鵬隱私信息的高度可能。

（二）東航和趣拿公司的反證能否推翻上述高度可能

訴訟中東航和趣拿公司都提供證據表明其采取措施盡到了對客戶信息的安全保密職責，因而沒有侵犯龐理鵬隱私權。東航在二審中提交的證據，還表明信息泄露也可能是犯罪分子所為。對此，本院認為，東航和趣拿公司的反證表明其自身采取了一定的安全管理措施，且犯罪分子竊取信息也是可能的泄露原因。但在本院已經確認東航、趣拿公司存在泄露龐理鵬隱私信息的高度可能的情況下，東航和趣拿公司并未舉證證明本案中龐理鵬的信息泄露的確是歸因于他人；也并未舉證證明本案中龐理鵬的信息泄露可能是因為難以預料的黑客攻擊；同時也未舉證證明龐理鵬的信息泄露可能是其自身或魯超所為。在這種情況下，東航、趣拿公司存在泄露龐理鵬隱私信息的高度可能很難被推翻。更何況，在本案事件所處時間段內，東航和趣拿公司都被媒體多次質疑泄露乘客隱私，國家民航局公安局甚至發文要求航空公司將當時的亞安全模式提升為安全模式。這些情況都表明，東航和趣拿公司的安全管理并非沒有漏洞，而是存在提升的空間。因此，本院確認東航和趣拿公司存在泄露龐理鵬個人隱私信息的高度可能。

需要強調的是，本院認定本案中趣拿公司和東航存在泄露的高度可能是基于如下因素：一是趣拿公司和東航都掌握著龐理鵬的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行程信息；二是其他人整體上全部獲取龐理鵬的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行程信息的可能性非常低；三是2014年間，趣拿公司和東航都被媒體多次質疑存在泄露乘客隱私的情況。正是在以上三個因素同時具備的情況下，本院才認定東航和趣拿公司存在泄露龐理鵬個人隱私信息的高度可能。

三、在東航和趣拿公司有泄露龐理鵬隱私信息的高度可能之下，其是否應當承擔責任

本案為一般侵權責任糾紛，歸責原則為過錯責任。如上所述，東航和趣拿公司均有泄露隱私的高度可能性，但其是否應該承擔責任歸根到底還須審查其是否有過錯。

近些年來，對公民個人隱私以及個人信息的保護已成為社會共識。2013年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中明確規定，經營者及其工作人員對收集的消費者個人信息必須嚴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經營者應當采取技術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確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費者個人信息泄露、丟失。這是在立法層面上對消費者個人隱私和信息的保護，也是對經營者保護消費者個人信息的強制性規定。經營者違反了該條規定，即視為其存在過錯。本案中，東航和趣拿公司作為各自行業的知名企業，一方面因其經營性質掌握了大量的個人信息，另一方面亦有相應的能力保護好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免受泄露，這既是其社會責任，也是其應盡的法律義務。誠然，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是一個逐步的過程，從社會現實來講不宜苛責過甚。但從本院現有證據看，東航和趣拿公司在被媒體多次報道涉嫌泄露乘客隱私后，即應知曉其在信息安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但是，該兩家公司卻并未舉證證明其在媒體報道后迅速采取了專門的、有針對性的有效措施，以加強其信息安全保護。而本案泄露事件的發生，正是其疏于防范導致的結果，因而可以認定趣拿公司和東航具有過錯，理應承擔侵權責任。

四、東航和趣拿公司所提出的中航信更有可能泄露龐理鵬信息的責任抗辯事由是否有效成立

東航和趣拿公司在訴訟中認為東航所用系統是中航信開發維護的，并且中航信也掌握東航的旅客信息，因而更有可能是中航信泄露龐理鵬隱私信息，所以東航和趣拿公司應該免責。對此，本院認為，根據上一節的判理，中航信的確與東航、趣拿公司一樣存在泄露龐理鵬信息的高度可能。但是，本案中，龐理鵬并沒有起訴中航信，而中航信也并非必須加入本案訴訟。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本案中東航和中航信都泄露了龐理鵬的隱私信息，則東航和中航信基于各自的泄露行為均應向龐理鵬承擔侵權責任，此時，東航和中航信對龐理鵬構成不真正連帶責任。而在不真正連帶責任中，作為受害人的龐理鵬有權選擇起訴侵權人。本案中，龐理鵬起訴了東航和趣拿公司，而沒有起訴中航信，可以認為系龐理鵬行使了選擇權。

第二，如果本案中的確是中航信泄露了龐理鵬的隱私信息，則從東航和中航信之間的關系看，中航信僅僅是對內向東航提供信息網絡服務的人，是為了東航更好地開展工作而為其提供服務的。外部的訂票者并不在意、也不知道東航的訂票系統是由誰來維護和管理的。無論由誰管理和維護，訂票的消費者都認為是在向東航訂票。因此，在對外關系上，即便是中航信泄露了龐理鵬的隱私信息，也可以由東航首先承擔責任。東航在承擔責任后可以依據其與中航信之間的服務合同條款，在相關證據具備的情況下，向中航信主張權利。因此，龐理鵬起訴東航而不起訴中航信并無不當。

所以，東航和趣拿公司提出的該項抗辯并不能有效成立。

根據以上分析，本院認為，東航和趣拿公司存在泄露龐理鵬隱私信息的高度可能，并且存在過錯，應當承擔侵犯隱私權的相應侵權責任。龐理鵬請求趣拿公司和東航向其賠禮道歉，應予支持。一審判決駁回龐理鵬的賠禮道歉請求有所不當，本院予以糾正。但是，對于賠禮道歉的具體形式和范圍，由本院根據侵權事實的損害結果及其影響酌情予以確定。此外，龐理鵬請求趣拿公司和東航賠償其精神損失，但現有證據無法證明龐理鵬因此次隱私信息被泄露而引發明顯的精神痛苦，因此，對于其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龐理鵬的上訴請求部分成立。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有誤，本院依法予以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二條、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七）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