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南通市工業設備安裝公司。 
被告：南通市工藝品進出口公司。 

原告南通市工業設備安裝公司（以下簡稱設備安裝公司）的職工仲偉秋（女）與被告南通市工藝品進出口公司（以下簡稱工藝品公司）的職工張駿（男）原系夫妻。１９９０年，工藝品公司擬解決本公司職工張駿一家三口的住房問題，條件是設備安裝公司必須提供一部分集資款（不享有房屋產權）。應仲偉秋的要求，設備安裝公司以分房集資款的名義兩次匯給工藝品公司人民幣７０００元。此后，工藝品公司將產權屬自己的公房一套分配給張駿夫婦居住使用。１９９４年１月，仲偉秋起訴要求離婚，南通市崇川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該夫妻感情確已破裂，遂判決準予仲偉秋與張駿離婚。該院同時判決：婚生一子張啟煊由張駿撫育，仲偉秋每月負擔撫育費人民幣８０元至小孩獨立生活止；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共同租住的張駿單位的公房一套由張駿居住使用，張駿一次性貼補仲偉秋租房費用６００元。一審判決后，雙方均沒有提出上訴，該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離婚后，仲偉秋以自己是無房戶為理由，向設備安裝公司提出申請，要求分配住房。設備安裝公司則稱公司內部分房條例有規定，凡已向配偶單位集資并在配偶單位分得住房的，不符合在本單位分房的條件。為解決仲偉秋住房的實際困難，設備安裝公司多次與工藝品公司協商返還集資款事宜，未果。１９９５年５月，設備安裝公司向南通市崇川區人民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判令工藝品公司返還集資款７０００元。 

【審判】 

崇川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原告設備安裝公司曾根據被告工藝品公司要求付給被告單位分房集資款，以解決原、被告單位職工家庭的住房困難。現原告單位職工依法院判決不再享有產權屬被告所有的房屋的使用權，故原告要求被告返還購房集資款的請求成立。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５日，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四）項之規定，判決： 被告工藝品公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五日內將購房集資款人民幣７０００元返還給原告設備安裝公司。 

判決后，工藝品公司不服，以設備安裝公司給付住房集資款７０００元之后，本單位已安排住房給張駿、仲偉秋夫婦居住，現設備安裝公司職工不享有房屋使用權，非本單位行為所致，不同意返還集資款等為理由，向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設備安裝公司答辯稱：本單位向上訴人交集資款，系為了解決本單位職工的住房?，F該職工既然不再享有該住房的使用權，上訴人就應返還該集資款。 

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上訴人工藝品公司在解決單位職工張駿的住房問題時，向張駿提出其妻仲偉秋所在單位即被上訴人設備安裝公司必須適當集資，后被上訴人根據上訴人的要求，付給上訴人住房集資款７０００元，上訴人即按承諾分配了住房一套給張駿夫婦居住使用，故上訴人、被上訴人的此民事行為業已完成。現被上訴人的職工仲偉秋不再享有該住房的居住權，并非上訴人毀約或其他行為所致，而系仲偉秋夫婦的婚變造成；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也并未對集資款的返還問題作過特別的約定，故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返還集資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據此，該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于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日判決： 一、撤銷崇川區人民法院一審民事判決； 二、駁回被上訴人設備安裝公司的訴訟請求。 

【評析】 

本案在審理中存在著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集資款應該返還。理由是：設備安裝公司支付集資款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本單位職工仲偉秋的住房，因而，仲偉秋在自己單位給付了集資款以后，就享有了其配偶單位分配的公房的使用權?，F仲偉秋與其配偶離婚，依照法院生效判決不再享有該公房的使用權，根據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對方單位即工藝品公司有退還集資款的義務。 第二種意見認為，集資款不予返還。理由是：被上訴人支付給上訴人購房集資款，是一種贈與，雙方建立的是合同關系（口頭），只不過被上訴人與上訴人訂立贈與合同時，約定了上訴人在接受贈與以后，必須承擔分配公房一套給張駿、仲偉秋居住使用的義務。贈與合同是實踐性合同，在合同訂立后，雙方當事人均按合同規定履行了義務，該合同即依法成立，對雙方當事人產生法律約束力。現在，設備安裝公司作為該贈與合同一方當事人提出反悔，是沒有道理的，應當駁回其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依第二種意見所作出的判決是正確的。審理本案的關鍵在于確定當事人雙方建立的是何種民事法律關系以及該民事法律關系對當事人產生什么樣的法律效力。

在本案中，“分房集資款”是一個非規范性用語。所謂“集資”，實際上是設備安裝公司向工藝品公司支付一定數額的金錢，用作工藝品公司購買房屋價款的一部分。由于雙方約定，工藝品公司使用該款購買房屋以后，設備安裝公司對所購房屋不享有相應的房屋產權；同時，雙方當事人也沒有一致的意思表示表明該款是為建立租賃關系而支付的房屋租金或建立其它民事法律關系而支付的款項。據此，本案中“集資”實際是一種贊助，其性質可以認定為贈與，設備安裝公司與工藝品公司之間建立的是贈與合同關系。至于雙方約定的工藝品公司須分配公房一套給張駿、仲偉秋夫婦居住使用，應視為雙方建立贈與民事法律關系時為受贈方設定的負擔，是合同的重要條款。所謂負擔，是指法律行為生效以履行一定義務為前提。負擔不同于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中的條件。后者指將來發生的是一種事實，而不是義務。民事法律行為中的“條件”與民事法律行為中的義務的區別，在于條件不成就民事法律行為不成立，而行為人不履行義務，通常構成違約行為，不影響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 

贈與合同是實踐性合同。本案中設備安裝公司和工藝品公司就贈與（集資）作出一致的意思表示之后，雙方又根據意思表示各自實施了一定的行為，工藝品公司分配了一套公房給張駿、仲偉秋夫婦居住使用，至此，贈與民事法律行為有效成立。民事法律行為一旦依法成立，即對雙方當事人產生法律約束力，行為人非依法律或者取得對方同意不得擅自變更和解除。本案仲偉秋在取得被告單位的公房使用權后又喪失了該項權利，并非由于被告單位反悔將公房使用權收回，而是由于仲偉秋、張駿夫婦的婚變，經法院判決造成的。法院判決具有強制力，不以當事人雙方或其它任何單位、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被告單位對于仲偉秋失去公房的使用權沒有過錯，令其承擔民事責任是沒有道理的。 

責任編輯按：

單位公房有償（集資等形式）分配給職工租賃居住使用，是住房制度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本案這種夫妻雙方不在同一單位，一方所在單位要求另一方所在單位給付集資款后，方可給該夫妻雙方分配住房（使用權），又表現出特殊性。對此，并無明確的法律規定來規范這種行為。因此，在夫妻雙方一旦離婚，并被法院判決由其中一方享有該住房的使用權情況下，另一方單位給付的集資款該不該退還，就成為一個法律空白，成為法院處理此類案件的難點。

本案一、二審法院的判案結果雖各不相同，但對我們找出解決此類問題的正確方法，都是有益的。特別是二審以贈與關系來認定兩單位之間的給付及收受集資款的關系性質，不失為一種有益的探討，能給我們以啟發。 再深入探討一下，我們可以發現，在現行體制下，單位分配給其職工住房，是職工作為勞動者所享有的一種福利性待遇，而且這種福利待遇一般也應惠及其包括配偶、子女在內的家庭成員。同時，各單位基本上也執行同一種政策，即夫妻雙方不在同一單位的，一方單位分房后，另一方所在單位即不再給該另一方分房。但是，在單位待分房人員較多，單位住房緊張情況下，為了解決住房困難和單位資金不足的問題，單位又往往采用集資購房、建房的辦法，即讓職工集資取得分配權的辦法。這種有償性的分配單位公有住房的辦法，受到了普遍歡迎和推廣。進而，單位將給職工的這種福利待遇僅看作是對本單位職工的，如果該職工的配偶不在本單位，要享有本單位的福利待遇的，就必須將其在所在單位的福利待遇利益轉交給本單位，這就產生了本案這種情況。 而職工一旦享有了某種福利待遇，該待遇所體現的單位支出的經濟負擔就開始逐漸外化為其他權利屬性而為職工所耗費，單位沒有取回或追回的權利。所以，本案原告設備安裝公司為其職工仲偉秋向工藝品公司支付的分房集資款，并不對工藝品公司形成債權關系，它已經通過仲偉秋及其子女的對房屋的使用而外化掉了。

如果本案雙方當事人在支付集資款時明確約定了與房屋產權掛鉤的內容，則性質又會發生變化，處理結果與本案就會截然不同。 同時，對單位所給予的福利待遇，不能理解為一次性的。因為，單位除了在力所能及的現有條件下滿足職工的福利待遇要求，還要隨著條件的變化及國家法律的要求，不斷改善和提高職工的福利待遇水平。如本案這種情況，仲偉秋在離婚后，因法院判決而暫時成為無房戶，其所在單位設備安裝公司不能以曾為其支付分房集資款為理由，拒絕在條件允許情況下給其分配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