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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靜、唐某婚約財產糾紛再審民事判決書
時間：2020年05月18日 來源： 作者： 瀏覽次數：2117 收藏[0]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決 書
（2018）川民再521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唐靜，女，1987年7月27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九寨溝縣。
再審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唐某，男，1960年4月9日出生，漢族，住四川省九寨溝縣。
委托訴訟代理人：唐靜（系唐某之女），住四川省九寨溝縣。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劉某，男，1984年3月11日出生，漢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區。
再審申請人唐靜、唐某因與被申請人劉某婚約財產糾紛一案，不服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2017）川32民終11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川民申4427號民事裁定，提審本案。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了本案。再審申請人唐靜，再審申請人唐某的委托訴訟代理人唐靜，被申請人劉某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唐靜、唐某申請再審稱，（一）唐某不是本案的適格主體，二審判決要求唐某退還彩禮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二）二審判決認定彩禮為68000元屬于事實認定錯誤，應為60000元；其余8000元是劉某對唐靜的個人贈與；劉某和唐靜舉行訂婚儀式的開銷屬于婚約財產的范疇；除歸還給劉某23300元外，其余婚約財產用于了結婚開銷。（三）劉某和唐靜已經辦理結婚登記，并已經共同生活，且共同使用完全部彩禮，不符合法律規定退還彩禮的條件。綜上，二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請求撤銷二審判決，駁回劉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劉某辯稱，（一）唐靜在婚姻存續期間及離婚后的住宿費、差旅費等不屬于婚約財產抵扣的對象，應當另案主張。（二）唐靜、唐某給劉某郵寄牛肉干不是事實。（三）唐靜宣稱懷孕，時間太短，不符合常理，其應當舉證證明腹中孩子是劉某的，且懷孕與婚約財產的退還無關，應當另案主張。（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彩禮糾紛案件中能否將對方當事人的父母列為共同被告的答復》，唐某是適格被告。（五）唐靜退還23300元的行為屬于婚內財產的處分行為，不屬于退還婚約財產。（六）唐靜持有劉某的信用卡，且盜刷消費10000元整。（七）九寨溝縣公安局的調查報告證明劉某給唐某60000元現金及價值8000元的金首飾。（八）唐靜提供的證人與其有利害關系，不應當采信。（九）劉某通過親屬給唐靜支付的4500元，是被唐靜勒索的。（十）劉某沒有與唐靜共同生活。（十一）唐靜、唐某舉辦訂婚儀式招待的都是自家親戚，劉某的親戚沒有到場，且舉行訂婚儀式的開銷與返還婚約財產無關，應當另案主張。綜上，請求依法判決。
劉某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唐某退還劉某彩禮68000元；唐靜退還劉某部份彩禮35000元；由唐靜和唐某分別按各自訴訟金額比例承擔本案訴訟費。一審法院認定事實：2015年1月劉某與唐靜通過網絡認識，于2015年3月5日在九寨溝縣拾戶農家樂舉辦訂婚儀式。××××年××月××日在九寨溝縣民政局登記結婚，劉某向唐靜共計給付68000元（其中58000元通過支付寶轉賬，信用卡透現1萬元）即60000元作為彩禮錢，8000元用作購買首飾。根據當地風俗唐靜和唐某向劉某退還26300元并購買價值3700元的牛肉干等土特產郵寄給劉某家里。劉某與唐靜為到劉某老家辦理婚事及到太原辦理離婚手續交通費開支13055元。2015年3月30日劉某與唐靜通過協議離婚的方式在太原經濟開發區民政局辦理了離婚手續。離婚后，請求退還彩禮無果，訴至法院。一審法院判決：駁回劉某的訴訟請求。訴訟費2360元，由劉某負擔。
劉某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判決唐靜、唐某共同退還彩禮9萬元；一審、二審訴訟費由唐靜、唐某承擔。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二審法院予以確認。另查明，唐靜于××××年××月××日、7日、8日通過支付寶向劉某轉賬23300元。二審法院認為，彩禮是為促成婚姻，男女一方向另一方附條件的贈與，劉某為促成與唐靜的婚姻向唐靜支付了彩禮，但雙方由于對對方了解不夠，感情基礎薄弱，婚姻持續時間十分短暫，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規定，應當予以返還。本案的爭議焦點為：一、對彩禮的認定，即劉某所稱的60000元現金與通過支付寶轉賬給唐靜的58000元是否存在重合的部分、通過支付寶轉賬的其中8000元與給唐某金首飾錢8000余元是否系同一筆錢；二、唐靜、唐某支出的費用能否從彩禮中抵扣。對第一個爭議焦點，劉某認為其支付的彩禮有通過支付寶轉賬給唐靜58000元，60000元現金以及金首飾8000余元，這三筆是單獨成立的。對于通過支付寶轉賬的58000元雙方無爭議，但唐靜、唐某認為訂婚宴上的60000元現金是從這58000元中取出了50000元，另外劉某信用卡透現10000元構成，通過支付寶轉賬剩余的8000元購買了金首飾，即彩禮總共只有68000元。通過一審中唐靜陳述及提交的銀行卡查詢明細，可以反映出唐靜在收到劉某于2015年3月3日支付寶轉賬8000元后，當天即取出7900元（分2000元、3000元、2900元三筆取出），并扣除三筆分別為4元的手續費，第二天又取出50元，在收到劉某于2015年3月5日通過支付寶轉賬的50000元后，當天取出50000元，該交易記錄與唐靜稱因劉某的銀行卡系外地卡，在九寨溝取錢需要手續費，所以轉賬到支付寶再取現的陳述吻合，對唐靜的陳述予以采信。劉某稱除了58000元支付寶轉賬外，訂婚宴上的60000元現金系其從老家帶來，并稱是從家里拿的現金，并不是從銀行取的，這一點不符常理。劉某稱透現的10000多元系唐靜盜刷其信用卡，唐靜認可劉某信用卡透現10000元，以湊齊訂婚宴當天的60000元現金，二審法院對信用卡透現10000元的事實予以認可，對于盜刷行為，劉某無證據證明，不予認可。劉某稱通過九寨溝縣公安局的信訪答復意見書中經調查確認了劉某交給女方家長60000元和價值8000余元的金首飾，可以證明其另外還拿出了60000元現金，二審法院認為，九寨溝縣公安局只對訂婚當天的情況作了調查，并未調查在這之前唐靜與劉某的賬戶往來，也未調查這60000元的來源，因此，劉某稱其完成了對60000元現金的舉證責任的理由不成立。對于8000余元金首飾錢是否系支付寶轉賬的8000元，劉某對此的說法是支付寶轉賬的8000元系給唐靜購買鉆戒的費用，不是金首飾花費的8000元，但本案中并沒有購買鉆戒，從唐靜銀行卡交易記錄及只有金首飾的現實情況來看，該兩筆系同一筆錢。一審唐靜及證人陳述劉某將部分金首飾拿走，還剩余一根金項鏈和手鏈在唐靜處，二審法院酌定唐靜、唐某返還4000元的金首飾錢。通過劉某和唐靜、唐某的陳述，訂婚宴當天唐靜家人收取現金27800元，退還給劉某32200元，劉某將32200元交給唐靜，后唐靜通過支付寶轉給劉某23300元。因此，劉某支付的彩禮應為68000元。對于第二個爭議焦點，1、唐靜通過支付寶轉給劉某23300元的行為如何認定，唐靜轉賬的時間是辦訂婚宴接下來的三天內，與唐靜和唐某陳述退還劉某一部分彩禮相符，應認定為退還的彩禮，予以抵扣。2、對于唐靜、唐某因訂婚宴支出的費用，該費用并非為促成婚姻唐靜、唐某方給付劉某的金錢，不屬于婚約財產范疇，不應當從劉某支付的彩禮中抵扣。3、對于唐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為劉某購買的土特產費，并不是為促成婚姻而支出的費用，系婚內花銷，不應在彩禮中抵扣。4、對于劉某向唐靜支出的4500元，該筆支出系劉某對婚內財產的處分，劉某無證據證明其受脅迫支出。因此，唐靜、唐某還應當返還的彩禮為：68000－23300－4000=40700元。二審法院判決：（一）撤銷四川省九寨溝縣人民法院（2016）川3225民初46號民事判決；（二）唐靜、唐某退還劉某彩禮40700元；（三）駁回劉某其他訴訟請求；（四）駁回劉某其他上訴請求。一審案件受理費2360元，由劉某承擔1416元，唐靜、唐某承擔944元；二審案件受理費2050元，由劉某承擔1127.5元，唐靜、唐某承擔922.5元。
在再審中，劉某向本院申請調取劉某、唐靜在2015年3月8日到2015年3月31日的入住酒店記錄，本院認為該申請指向不明確，且與本案無關，不予準許；劉某向本院申請調取劉某2015年2月份、3月份的乘車和乘機信息，本院認為該申請不屬于人民法院調取證據范圍，不予準許；劉某向本院申請調取以劉某為當事人的（2016）川3201行初1號案件材料，本院認為該申請不屬于人民法院調取證據范圍，不予準許。
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再審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1.唐某是否是本案的適格主體？2.劉某向唐靜、唐某支付了多少婚約財產？3.唐靜、唐某是否需要向劉某返還案涉婚約財產？
（一）關于唐某是否是本案適格主體的問題。
在實際生活中，給付婚約財產的問題，并不單純的是男女雙方之間的事情，更多地時候涉及兩個家庭之往來。對于婚約財產的給付人和接受人，都應當作廣義的理解，不能僅僅局限于準備締結婚姻關系的男女本人，還可能包括男女雙方的父母和親屬，這些人均可以成為返還婚約財產訴訟的當事人。故，劉某在本案中將唐某列為本案共同被告是適當的，即唐某是本案的適格主體。
（二）關于劉某向唐靜、唐某支付了多少婚約財產的問題。
在本案中，當事人雙方對支付寶轉賬的58000元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在此基礎上，劉某主張另行給了60000元現金以及購買金首飾8000余元；唐靜、唐某不予認可，并主張60000元現金是從這58000元中取出了50000元，另外劉某信用卡透現10000元構成，通過支付寶轉賬剩余的8000元購買了金首飾，即婚約財產總共只有68000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的規定，劉某應當舉證證明其另行向唐靜、唐某支付了68000元的婚約財產。綜合全案證據，劉某只提供了九寨溝縣公安局的信訪答復意見書用以證明劉某在訂婚儀式上交給唐某60000元現金和價值8000余元的金首飾。本院認為，九寨溝縣公安局的信訪答復意見書只反映了訂婚儀式上的情況，并沒有調查60000元現金和購買價值8000余元金首飾的資金來源，不能達到劉某另行給了60000元現金以及購買金首飾8000余元的證明目的，故劉某向唐靜、唐某支付的婚約財產應為68000元。
（三）關于唐靜、唐某是否需要向劉某返還案涉婚約財產的問題。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條的規定，給付彩禮后未締結婚姻關系的，原則上收受婚約財產一方應當返還婚約財產。給付婚約財產后如果已經結婚的，原則上婚約財產不予返還，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才支持當事人的返還請求。結合本案具體情況，唐靜、唐某只有在“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這兩種情況下，才負有返還劉某支付的婚約財產的義務。關于劉某與唐靜是否共同生活的問題。經審理查明，劉某認可在2015年2月底就到唐靜處，唐靜提交的成都醫學院附屬不孕不育醫院檢驗報告單顯示2015年3月23日已經有妊娠反應，但劉某否認與唐靜同居，主張其2015年2月底到唐靜處是在外住的酒店。在庭審中，本院要求劉某提供2015年2月底在九寨溝縣所住酒店名稱，以便于調取其入住記錄，但劉某表示不記得是哪家酒店了，一直沒有提交入住酒店名稱。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二款“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的規定，劉某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劉某與唐靜已經共同生活。關于案涉婚約財產的給付是否導致劉某生活困難的問題。劉某提交了住所地村民委員會、鎮民政辦的困難證明及太原經濟技術開發區梧桐社區居委會的無業證明，來證明家庭及自身的生活困難。唐靜、唐某質證認為，這三份證據只能證明家庭困難，不能證明劉某生活困難。本院認為，在沒有其他相關證據補強的情況下，劉某提交的三份證據不能證明自己生活困難，且三份證據不能證明劉某婚前給付導致了其本人的生活困難。故，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二十七條第一款“婚姻法第四十二條所稱一方生活困難，是指依靠個人財產和離婚時分得的財產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的規定，劉某提交的證據不能達到證明婚前給付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證明目的。所以，一、二審判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條的規定，認定唐靜、劉某沒有共同生活，案涉婚約財產應予返還，屬于法律適用錯誤，本院予以糾正，但一審判決結果正確，應予維持。
綜上，唐靜、唐某再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二百零七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三十四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2017）川32民終11號民事判決；
二、維持九寨溝縣人民法院（2016）川3225民初46號民事判決。
一審案件受理費2360元，二審案件受理費2050元，共計4410元，均由劉某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唐嘉君
審判員 蔣 艷
審判員 曾 蕾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書記員 盧 茜